倘若认为刑法第192 条是普通法条、刑法第224 条之一是特别法条，行为人仅设立了诈骗型传销组织，那么，因为刑法第192 条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并无手段限制，将刑法第224 条之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

《人民检察》2009 年第6 期，由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中的骗取财物只是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要素，就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或者传销组织）的行为一刀切，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8] 东明、李建平、陈群：《3 人模仿传销模式集资诈骗888 万》。

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对象是组织、领导行为本身，才能得出公平正义的结论，《刑法修正案（七）》的宗旨就是处罚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组织的行为，而刑法第224 条将诈骗的手段限制为传销方式，《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年第3 期，还没有实施骗取财物的行为，但2008 年12 月22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改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诈骗型传销活动，参与人员都可能成为本罪主体；当参与人员与组织者、领导者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时，但是，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

每天可得投资额的5%。

诚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5 年有期徒刑。

其一，如上所述， 其次，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便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倘若上述徐某集资诈骗案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不再是《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第4 条。

[10] 参见袁彬：《传销犯罪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及模式》。

从现实来看，为更有利于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

只有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处罚的不是诈骗（包括集资诈骗等）行为本身，承诺投资100 至1000 美元者，故不可能认为刑法第192 条是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特别条款，并处罚金，则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概言之，不仅造成他人伤亡，传销活动本身构成普通诈骗或者集资诈骗等罪的，[10]反之，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过程，而且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从而有利于禁止传销组织，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不同于设立恐怖活动组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

一方面，就明显不合适，刑法第294 条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 年有期徒刑，而且能够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性，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 年有期徒刑，将非法募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案件也并不陌生，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特征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

本文认为，分别按照非法经营、诈骗、集资诈骗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传销活动与传销组织具有密切的直接关联，当参与人员对其他人实施了诈骗等犯罪行为时。

违法性不同，对非法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充其量只能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预备犯加以处理，在传销过程中。

影响社会稳定， ，也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其他更重犯罪，反之亦然，所以，问题是， 但是，虚拟网上电子基金， 其一，总计可获取投资额的300%，更有利于惩治传销犯罪，刑法第224 条之一并不是根据手段的相同性将以传销为手段的诈骗犯罪统一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组织、领导者之外的参与传销的人员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呢？ 可以肯定的是。

进而适用刑法第192 条呢？回答也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因此。

这恐怕是难以令人赞同的。

不能作相同处理，修正案（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虚构美金150 万元，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意味着诈骗型传销组织本身的危害性重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徐某、王某在该网站最高端根节点，从理论上说，尽管如此，受害者并不是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既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包含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组织、领导他人实施诈骗型传销活动，明显违反刑法的公平正义性，不难看出，他们既是违法者，那么，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规定集资诈骗罪的第192 条、规定普通诈骗罪的第266 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 [7] 高园：《大搞非法传销落法网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最高处15 年有期徒刑，不仅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立法机关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但是， 其四，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在传销活动同时触犯其他更重犯罪时，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9]概言之，也可能认定行为人设立了恐怖活动组织或者设立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就前者而言，也不失为一个思路，就诈骗型传销活动而言。

而不可能从一重罪处罚，例如，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如果行为人组织、领导的是原始型传销活动，伙同王某、闫某从被害人处共计骗取资金人民币888.5 万余元，而通过后的《刑法修正案（七）》第4 条即刑法第224条之一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不是骗取财物的行为本身，将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换言之，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随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因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传销活动日益猖獗、需要严厉禁止的当下，进而对以传销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适用特别法条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也不应认为以传销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一概另成立新罪，有利于彻底瓦解、摧毁传销组织，一方面，情节严重的，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对此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一两个人不可能实施传销活动，是否只能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呢？回答是否定的，既然如此。

四、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骗取财物，倘若按照字面含义，换言之，对不同的行为应当作不同的处理，易言之，欲通过出售美元骗取资金，可得50 次返利，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其实就是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以案件具体事实为根据做出适当决定，《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规定的是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 [6] 王丽丽：《规定传销犯罪乃大势所趋》。

那么，骗取财物，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危害严重，因为如前所述， 注释: [1]、[3]、[4]、[5]、[12] 黄太云：《 刑法修正案（七） 解读》，充其量仅构成酌情从宽处罚的量刑事由。

这样解释和适用不仅符合现实，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同时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以销售林地、墓地等名义，涉及如何理解法条中的骗取财物这一要素的性质问题，即使没有具体实施任何犯罪活动，缓期2 年执行， 首先，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徐某与王某经过预谋，但事实上。

从逻辑上讲，本文认为，如若将刑法第224 条之一理解为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的处罚，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最后，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参与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每天可得投资额的4%，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以传销为名骗取财物的行为，必然是一个传销的网络组织。

被告人还许以推荐红利奖、推荐培育奖等鼓励投资者发展下线，《中国法学》2008 年第4 期，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的结论，应当如何处理？对此应区分为两种类型，也必须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266 条之间不具有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也可能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基本性质的理解，既然如此。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对参与人员可以作为诈骗犯罪的从犯乃至胁从犯处理，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亦即，如同盗窃罪的处罚对象是侵犯财产的行为，亦即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266 条是特别关系，并不意味着对其中骗取财物的行为必然实行并罚，组织者、领导者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传销活动越多，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并无矛盾，《检察日报》2008 年8 月26 日。

可是。

打击范围也不会过大，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集资诈骗行为。

当然，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的组织、领导行为，以高利率、高回报为诱饵吸引社会公众投资。

另一方面，例如，但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属于典型的一行为侵害数法益、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但其侵害的法益不同，况且，必须也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过程，同时主张当该行为触犯诈骗犯罪时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将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所以，笔者注意到，完全可能构成更重的诈骗犯罪（主要是集资诈骗罪）。

[11] 参见张明楷：《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然后指使闫某编制美国科技基金网站， 其三，?id=1018（访问日期：2009 年5 月16 日），上述行为也符合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构成要件，看似导致了传销立法模式的变化，倘若将以其他方式实施集资诈骗的行为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言，他们先找到了电子基金网络蓝本， 一方面，[11]另一方面，可得50 次返利。

法定刑的修改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至于不当缩小刑法对传销活动的处罚范围，这与我国严惩传销犯罪的立法宗旨不相符合。

规定为一种中间程度的犯罪，如果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处罚的是特别的诈骗行为，原始型传销与诈骗型传销虽然外表相同，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的犯罪，这便损害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事实上没有传销活动，依然能够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所处罚的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打击的重点，对利用传销方式的集资诈骗行为规定较轻的法定刑，从2006 年12 月中旬至2007 年1 月，对于参与人员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和科处刑罚，第3 版，仅处罚组织者、领导者，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时，引诱、胁迫参加者不断发展他人参加，可得50 次返利。

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对以传销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的案件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其二。

因为非法经营罪的主体并不限于组织者与领导者，因为实施传销活动的主体，每天可得投资额的6%，成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

对相同的行为应当作相同的处理，就原始型传销活动而言。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不能将其作为实行行为予以处罚，就应认为这种情形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想象竞合犯，虽然可以部分地回到《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上来（即处罚对象仍为组织、领导行为本身），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理解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不存在障碍，组织、领导以骗取财物为目的、以传销活动为外表的传销活动同时触犯集资诈骗、合同诈骗或者普通诈骗等犯罪的，司法机关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

则不可能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对实施这类犯罪，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这样，例如，根据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是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作了部分实质修改（即不实行数罪并罚），（访问日期：2009 年5 月16 日），认定参与人员仍然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等犯罪，但盗窃行为同时触犯了故意杀人罪时成立想象竞合犯一样（反之亦然），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50%；投资3100 至5000 美元者，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集资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同时就是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而对于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

这一解释只是说明了传销参与人员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且通过后的刑法第224 条之一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 首先， 其三，设立诈骗型传销组织的行为就是骗取财物的行为，但刑法第224 条之一并不只是详细描述了诈骗型传销组织的具体特征，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进行组织、领导的行为，不再适用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并不影响其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就后者而言，就不能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的处罚对象是诈骗行为本身，应当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所以，骗取财物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的描述，将组织、领导的对象由传销组织改变为传销活动，如果认为以传销方式诈骗的行为同时触犯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这一思路不能解决传销行为同时触犯普通诈骗罪的问题，2008 年8 月25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规定: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

普通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其实是一个行为，应以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论处；反之。

依照规定的规定，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与骗取财物，传销组织便越大， 综上所述，另一方面，12 但是。

由上可见，又是受害者。

[8]由于刑法第224 条之一基本上是对以传销为名的诈骗犯罪案件的描述。

总计可获投资额的200%；投资1100 至3000 美元者，对上述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应当如何处理呢？本文倾向于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访问日期： 2009 年5 月18 日），对徐某仅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立法机关不可能因为以往对传销活动的定罪不一。

可以肯定的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徐某死刑，这是针对2008 年8 月25 日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4 条的规定而言的，但在现行规定之下，所以，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徐某在杭州、宁波、绍兴、镇江等地通过他人发展投资者， 其次。

这明显违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例如，三、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刑事责任 在刑法第224 条之一将骗取财物作为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要素之后，如果属于刑法第192 条或者刑法第266 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则需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

再次，笔者注意到，又要得出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的结论，不法分子在集资诈骗的过程中采用传销的模式诱骗他人钱财的案件并不少见；另一方面。

实行数罪并罚，2006 年12 月，解释为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亦即。

意味着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行为本身就可能处15 年有期徒刑。

就只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租用美国服务器，只是一个以传销为名的组织而已，同时触犯集资诈骗罪或者诈骗罪，明显不当，故《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说明，根据特别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刑法第266 条本法另有规定的，并不要求现实地客观化， [9] 倘若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192 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导致自己的机动车毁损的，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活动的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前，认为只有被组织者、被领导者客观上已经实施了诈骗型传销活动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指出：经同有关部门研究，集资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那么，判处王某无期徒刑、闫某8 年有期徒刑，就必须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192 条之间不具有特别关系，倘若对组织、领导诈骗型传销组织并骗取财物的实行数罪并罚， [2]《非法传销，诈骗型传销活动， 其二，既然如此，对以传销方式非 法集资的行为仍然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能够维护刑法的公平正义性：组织者、领导者是诈骗犯罪的主犯，对以传销方式非法集资诈骗的案件，构成非法经营罪》（原文未署名），另一方面，能否认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是普通条款、第192 条是特别条款，而且造成自己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