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都对家庭暴力作了保护性的规定。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几十个地区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行政性文件，据统计，自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全国已有湖南、、宁夏、江西、陕西、湖北、、山西、安徽、山东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或《决定》;2004年7月22日，河北省人大通过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还有辽宁、甘肃等一些省市由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出的有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通知;以及更多的地市县级出台的相关行政法规和文件。[11]

　　根据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2、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我们庆幸不断完善的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在为广大妇女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于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细化的标准和执行细则而导致执法不力的问题，多少会有些无可奈何。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在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2]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3)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4)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5)明确公安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6)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7)明确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8)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9)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三)健全社会综合维权机制

　　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比社会暴力更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对施暴者进行惩处，是有效遏制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良好征兆。

　　不过，《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遵循“充分尊重公民的私权，以私人自治为主，国家公权适当干预为辅”理念。何况婚姻家庭是夫妻及其家庭成员私人的自治空间，理应成为国家公权审慎介入的“特区”。社会性质的调节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婚姻家庭救助组织等社团在预防和调解家庭暴力方面往往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其效果显然比公安、司法机关不近人情的制裁性干预要好得多。

　　因此，我们必须依托法律法规的强制力，以公安司法机关的有力执法为后盾，建立一套社会综合性维权机制，即从建立和健全6大网络，一个中心入手：以公安部门为主体，形成制止惩处家庭暴力的保护网络;在法院建立妇联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制度，形成司法维护网络;利用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的资源，形成法律援助网络;发挥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作用，形成行政协调维权网络;发挥妇联信访“窗口”作用，健全信访维权网络;依托社会和调动民间性组织的力量，建立妇女家庭暴力救助中心。例如，长沙市芙蓉区实施创建的“零家庭暴力”工程，就是基本遵循这种模式。目前，全区13个公安派出所和52个社区警务室都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13个街道(乡)、52个居委会、14个村已全部建立了维权工作站点，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受虐者“庇护中心”也建立起来。它们坚守家庭暴力介入率为100%、介入的盲区为零的目标，在2001年，全区家庭暴力新的发案率比上年大幅下降，重大家庭暴力发案率为零，有效地遏制和减少了家庭暴力的发生。[13]

　　此外，社会舆论在谴责、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新闻媒体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继续发挥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曝光和监督作用。同时呼吁各类文化传媒时刻不忘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去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另外，由于执法人员及相关机构决策者对家庭暴力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还应建立国家性别统计机制，设立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家庭暴力在内的分性别的统计系统和统计规划，建立完整的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库，为国家决策提供可靠数据;以及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决策者、执法者进行社会性别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培训，提高公众反暴力的意识[14]。

　　(四)构筑新时期家庭伦理道德体系

　　一般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二者是既分离又相关联的社会控制力量，是分不开的。哲学上说，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要想从源头上根治家庭暴力，不能仅靠法律的外在威慑力，必要时需辅之以内在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重的今天，道德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发挥着法律更加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避免家庭暴力的重演，我们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还需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况且婚姻家庭大都带有人生自我认识、自我探索和自我把握的性质，主要诉诸于人的自律精神，诉诸于人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博士李颖和郭清香认为：“道德是人心的法律”，唯有让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继续发挥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等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才能从潜意识里制约施暴者的外在行为，从而从源头上杜绝家庭暴力的蔓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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