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城管被打与小贩挨打次数比较,并不能佐证城管强势乃至暴力执法的正义性。法治社会中,执法理应有助于化解或避免更大暴力,而不是针尖对麦芒,以暴制暴,激化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城管与小贩的矛盾纠葛面前,城管日渐孤立化,即便是 “廉价的同情心”,也很难赢得公众的施舍。

　　从各地各取所需的城度设计来看,角色功能无一例外与小贩天然对立,讲究点执法方式的或能和颜悦色。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广州城管局长李廷贵才提出城管要学会“跑”的执法理念。当然,真正面对和颜悦色,视生存为第一要素的小贩往往只是形式上支持,不可能真就放弃营生机会。更多时候,无论是动辄掷金不菲的城管豪装,还是城管警察化以赋予更大的强制权力,终其根本,还是冀图努力塑造城管令小贩心生畏惧的威权形象。

　　实际上,在公众“廉价同情心”的背后,很多人并不愿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小贩喧嚣脏乱包围的生活圈中,之所以对小贩抱以同情,皆因对弱势群体的本能关注。

　　当然不应鼓励小贩与城管刀拳相见,但如果小贩没有合适的环境,而城市管理目标要求愈来愈高,那么小贩的营生必然与城管管理目标形成严重的矛盾交叉。小贩的国内特色,实际上承载着太多的社会意义。至少就眼下来看,小贩大军中以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为主。小贩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样一副真相,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做出常识性描绘,真实情况鲜有人深入调查,设身处地地体察关怀。

　　记得广州城管支队原支队长许决华曾认为,“广州如果不设防,傻瓜都会来广州。”这代表了城管执法思维的主流,实际则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奇谬逻辑。生存的流动性折射现实社会里的各种差距,假如足不离“乡”便可以轻易实现衣食住用样样富足,还有多少人愿意离开妻儿,远赴他乡,过着这样一种时时得提防城管心惊胆战的日子呢?富裕无可厚非,但富裕后怎能因一己私利,将那些穷尽努力向社会上层攀爬的底层人物,强行驱赶于生活圈子之外呢?

　　当城管角色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越发形成尖锐对立,恰恰反证这一角色功能出现严重错位,有必要从更深的制度层面,重新勾勒设计。厘清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我们到底需要城管强力营造出的表面城市光鲜,还是创造能够令更多人富足的社会环境。一个社会也许难以做到无法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可以努力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理应成为城管角色定位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