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这种情形因再犯的新罪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而对减刑裁定效力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减刑之后再牙巳新罪的，因为这种情况属新罪是于减刑裁定正确适用的情况下发生的，该新罪对此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发生影响，故此时应当将对新罪所判刑罚与经减刑之后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或尚需执行的刑罚)依刑法71条的规定，实行并罚。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再犯之罪的刑罚与减刑之前的刑罚合并处罚，则不仅违背刑法关于减刑适用实质性条件的规定，也会因错误地确定并罚的数罪关系而导致违反数罪并罚的规定。”另一种情况是减刑之前再犯新罪的，即在减刑之后发现减刑之前有漏判的新罪的，由于这种情况下犯罪是在减刑适用之前的刑罚执行期间发生的，完全可能使人对减刑适用的根本性条件或实质性条件产生质疑，从而影响减刑裁定的法律效力，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况下首先应按法定程序撤销减刑裁定，其次将再犯之罪与原判决减刑之前的刑罚(即原判之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依刑法第7l条的规定实行并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思路倾向基本正确，但其结论似乎有些简单化，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减刑适用的根本性要件既有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又有重大立功等不同情形，而再犯之新罪既包括也包括过失犯罪，重大立功表现尚有程度大小之分，故意犯罪也有轻重之别，故此，不考虑这些情形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而一以概之地撤销减刑裁定未免过于简单化。笔者认为处理此类问题可否在指导思想上以发挥刑罚的惩罚功能

　　与感化功能并重为原则，在方法上综合考察立功尤其是重大立功表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有益性大小以及再犯新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衡量它们之间的“罪”与“赎罪”因素之比例，并以此作为影响减刑效力处理结局的根据，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而对该问题作出比较恰当的处理。笔者据此初步设想：(1)如果因“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而给予减刑的即在“可以减刑”的情况下，发现减刑前有漏判之新罪的，应当考虑撤销减刑裁定使之归于无效，将漏判之新罪的刑罚与原判之罪没有实际执行的刑罚依刑法第71条之规定进行并罚。因为这种情况下减刑本身就是酌定的相对的减刑，因有犯罪行为必然表明罪犯没能做到“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之法定要求，不符合“确有悔改”之标准，同时比较所立之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利益与因新实施的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及其程度，不能认为前者大于后者即可形象地认为前者之利不能抵销或难以抵销后者之害。故应撤销减刑裁定使之无效。(2)如果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给予减刑的即属“应当减刑”(绝对减刑)的，情况较为复杂一些;若减刑之前的漏判之新罪为罪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故意犯罪或者罪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过失犯罪的，一般应考虑不予撤销减刑裁定，将漏判之新罪的所判刑罚与原判之罪经减刑之后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即尚需执行的刑罚)依刑法第71条的规定进行并罚。因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故意犯罪或者罪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过失犯罪应当属于较轻之罪，比较所立之大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重大贡献(或利益)与其犯罪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及其程度，可以认为前者能够大于后者或前者之利能够抵销后者之害;反之，若漏判之新罪为罪该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或罪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的，一般应考虑撤销减刑裁定使之归于无效。将漏判之新罪的刑罚与原判决减刑之前的刑罚依刑法第71条之规定进行并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