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通累犯相比特殊累犯的构成条件较为简单,刑法第六十六条把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作为特殊累犯对待，按照本条的规定，构成特殊累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前罪和后罪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2、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3、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一般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哪怕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殊累犯的构成。

　　二、关于累犯制度的几点思考

　　关于累犯的处罚刑法第六十五条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累犯的处罚是以从重处罚为主，加重处罚为辅，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就是将累犯纳入了加重处罚之列。在这里我们不对累犯的处罚进行讨论，下面就累犯制度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1、关于累犯的执行场所问题

　　累犯人身危险性大，难以改造，如果与初犯同在一个改造场所难以达到改造之目的，且累犯与初犯在一起改造还有可能将初犯带成犯罪的“多面手”。因此，初犯与累犯在改造时分设监狱，给予不同的监管是有相当必要的。但是在我国的立法上对这一点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已废止)第三条规定：“对已判决的犯人应当按照犯罪性质和罪行轻重，分设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给予不同的监管”，这一规定比较笼统，199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这一规定虽然在监管制度上有所细化、有所发展，但是也并没有对累犯的监管作专门规定，加上劳改部门改造条件的限制，致使累犯与初犯分开监管几乎成为不可能。在笔者所办理的案件中有相当数量的累犯系改造环境的影响而再次犯罪，如方某1990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92年12月刑满释放，1994年5月又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1999年刑满释放，2001年又因盗窃10余户村民的鸡被即将判刑。笔者了解方某为什么会“三进宫”时，方讲：他第一次被判刑后是在某监狱服刑，同在一起服刑的有一个叫赵某的在那时就已是“三进宫”了，赵向方传授了一些犯罪方法以及一些如免受侦查之苦的“经验”。方还讲他之所以“三进宫”，还有一个原因是：刑满释放以后由于生活无着，故而一犯再犯。方某生活无依靠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笔者将在下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方某在“一进宫”时所受到的“感染”也是方“三进宫”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不是所有累犯与初犯之间都存在“感染”与被“感染”，但是杜绝初犯被“感染”是符合刑罚执行的本意。笔者认为，在监狱执行刑罚的过程，不仅是对罪犯的惩罚过程，而且是对罪犯改造的过程。刑罚执行中的改造，主要是指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其目的是使之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使罪犯改造后回归社会。如果在改造时就存在被“感染”的可能，那么改造的功能至少存在弊端。这些现象虽说不是普遍存在，但是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也不失为改造的一种功效。因此，从立法上确立累犯与初犯分开监管是有相当必要的。

　　2、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法院对被告人作出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这是对被告人负刑事责任的问题作出确定的结论。罪犯依照法院的处刑判决开始服刑，这是罪犯实际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法院处刑判决确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时，表明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国家对其适用刑罚的目的已经达到，罪犯应负的刑事责任就应归于终结，该刑罚也就随之消灭。因此，罪犯刑满释放是刑罚消灭的一种形式之一。罪犯刑满释放后，对于已经确定的刑罚来说是归于消灭了，但对于犯罪人本身这个生命体来说刑罚对其的影响并没有结束，这些回归社会的人，可以归为有特殊经历的人，从一般意义而言这些人在心理上都有自卑感，都渴望周围的人对其施以关心、帮助，但是这些关心和帮助往往是有限的，犯罪人刑满释放后无生活来源，“饥寒起盗心”，再次犯罪的也时有发生。在此笔者并非大发慈善之心，而是探求一种减少再犯的途径。笔者所在法院2001年1-12月共计判处被告人163人，其中再次犯罪者20人，再犯中累犯15人。在这15名中，属于无生活来源盗窃构成累犯的就有8人之多。这8名累犯，户籍所地在农村、城镇均有，这说明罪犯刑满释放后的社会保障还存在缺陷。在这里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的下岗工人到处可见，还顾及什么刑满释放的犯人。应该说刑满释放后的犯罪人与下岗工人只有经历的不同，而没有什么本质之别，不把他们同平常人一样同等对待，对于这些有特殊经历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据笔者了解，罪犯刑满释放后，公安机关要对其进行3年的重点人口管理，其具体操作，是让这些人定时到公安基层组织汇报思想情况，仅此而已，对于这些人的生活情况有关组织上几乎无瑕顾及。上述方某家处农村刑满释放后，由于不是调整土地时刑满释放的，回到原籍后，没有田土，有关组织又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因而“饥寒起盗心”再犯盗窃罪判刑入狱。当然，虽然不能将方某的再次犯罪与其没有田土等同起来，但是没有田土应是其再次犯罪的原因之一。因此，为刑满释放人员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势在必行。

　　3、关于建立再次累犯从重处罚制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