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笔者通过查阅国内近十年的相关文献发现，专门探讨“量刑说理”的学术论文只有曾娇艳、黄书建“试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制度”一文(载《法治研究》2007年第9期)。其他虽然有不少关于“裁判说理”的文章，但其焦点几乎都集中于判决书对事实认定及定罪的说理方面，对量刑说理却提之甚少;此外，一些研讨“量刑程序”的文章论及到了量刑说理，但大多是一笔带过。总之，“量刑说理”这一论题在目前我国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3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合订本，第191页;《人民法院报》2000年6月2日第1版。

　　(32)这是笔者在我国东部地区某基层法院调研时，一刑庭法官私下亲口对笔者所言。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足以揭示一些问题。

　　(33)我国的法官在司法方面不仅要经常自行调查取证，而且要负责一定的案件执行工作，此外他们还要进行普法宣传、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34)“法院调查报告揭示法官职业风险”，载《法制日报》2006年11月14日。

　　(35)参见康黎：“‘钢丝绳’上的法官”，载“学说连线网”2006年11月27日。

　　(36)[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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