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当务之急是合理界定适用定罪与量刑分离模式的案件范围。决定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或合一的主要标准是被告人是否认罪。因为，被告人的认罪与否，对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之关系的影响非常大。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由于犯罪事实已经不是案件争议的焦点，定罪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的主要任务便转化为如何公正量刑。相反，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否认有罪，因此失去了开启量刑程序的前提。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庭审的首要任务是查清犯罪事实问题。在犯罪事实查清、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启动量刑程序。同时，参照我国刑诉法关于诉讼程序的分类方法，把案件分为性质严重、案情复杂和性质轻微、案情简单的案件。对于性质严重、案情复杂或者被告人否认有罪的案件，设置独立的量刑程序，从而有效地维护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对于性质轻微、案情简单以及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可以考虑将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合在同一程序中进行，从而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

　　在量刑程序中，检察机关作为控告方，不仅要明确指控被告人所犯罪行，还要力争向法庭提出一个相对具体的量刑请求，并用事实和证据来加以证明。在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同时，为充分保障和体现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当事人的地位，也应该允许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并发表量刑建议意见。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不仅有机会进一步宣泄受害情绪，揭露犯罪的危害性，促使被告人认罪伏法，同时，也是实现恢复性司法，达成受害人和加害人双方和解的重要渠道。被害人对犯罪人真诚悔罪表示谅解的，可以通过量刑程序正式提出对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从而达成双方的和解。检察机关对于被害人的量刑建议，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示反对，提出独立的量刑建议，以求得更为公正合理的量刑。

　　注释：

　　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后两次对许霆涉嫌盗窃金融机构的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第一次判处被告人，而在该项判决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激烈批评之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广州中院在对案件事实没有作出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维持了对被告人盗窃罪的定罪结论，但将量刑改为5年有期徒刑。具体内容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该观点参见曹振海、宋敏：《量刑制度应当缓行》，《国家检察官学报》2002年第4期;刘德法、胡权勋：《量刑建议权初探》，《检察实践》2003年第2期;黄柳：《浅析量刑建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代法学》2003年第5期;林丽鹃、聂伟：《关于求刑权的若干思考》，《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等文章。

　　②李若昕：《量刑建议，不仅防止司法擅断》，《检察日报》2007年3月28日。

　　③陈革、谢军：《浅谈量刑建议探索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④黄柳：《浅析量刑建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当代法学》2003年第5期。

　　⑤赵萍：《量刑建议权初探》，《法治论丛》2005年第5期。

　　⑥马跃：《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⑦曾康：《国外量刑建议制度考评与借鉴》，《求索》2004年第7期。

　　⑧冯锐：《苏格兰刑事司法印象记》。

　　⑨周登谅、曹坚：《量刑监督的程序性制度构建》，《法学》2007年第6期。

　　⑩欧卫安：《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研究———从量刑建议到量刑抗诉的路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

　　(11)谢佑平：《论公诉权的监督性》，《法学》2007年第9期。

　　(12)傅宽芝：《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与法律监督》，《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

　　(13)包蹇：《定罪可辩，量刑亦可辩》，《人民日报》2002年8月27日。

　　(14)侯荣康：《强化控辩双方量刑答辩，徐汇区法院新举措》，《解放日报》2002年8月10日。

　　(15)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82页。

　　(16)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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