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法条规定来分析，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明确载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那么，何谓“明显超过”，这是正确界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在对暴力侵害犯罪实施防卫行为的案件中，“明显超过”的标准应当尽量排除主观认定的随意性，而宜按照法定标准予以评价。因为，各种对人体的伤害程度都可依法被鉴定为轻微伤、轻伤，或者重伤。尽管其间还有不同程度之分，如轻伤偏轻或偏重等，由于防卫人在紧急状态下往往缺少对伤害程度的准确判断能力，因而伤害等级不宜分得过细。根据上述三种伤害等级及法条规定，按下列情况掌握“明显超过”的标准应当是适宜的。即如果侵害行为只有造成轻微伤害的可能性，防卫行为造成轻伤的，可以认定为“超过”，倘若造成重伤的，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依此类推，如果侵害行为只有造成轻伤的可能性，防卫行为造成一般性重伤的（因重伤的程度差异性较大，宜根据具体案情再作分析），可以认定为“超过”，造成严重重伤或者致人死亡的，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倘若侵害行为具有明显的重伤他人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就属于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的范畴了，此时防卫人依法享有无限度防卫权，即以剥夺侵害者生命的方法实施防卫行为的也属正当防卫。这款规定亦进一步佐证了前述的“超过”的合法性。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明显超过”的问题了。可以想见，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法定标准加以把握的话，“明显超过”的认定问题就必成难题，甚至会因人而异、五花八门。据此再来分析王*利的行为性质，他面对可能遭受的轻伤或者重伤的侵害后果（因为这两种伤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均没有确凿证据能够排除），以重伤侵害者的方式予以防卫，其防卫强度至多只能谓之“超过”或者“相当”，而不能认定为“明显超过”。否则，就势必要求王*利的防卫行为只能造成侵害者轻伤或者不能造成任何伤害，这样就又回到了 “基本相适应说”的立场上去了。毋庸赘言，这种认定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概言之，无论是从王*利所选择的防卫手段的适当性及可控程度来分析，还是从侵害行为与防卫行为的强度及后果对比来判断，王*利的防卫行为均不符合法定的“明显超过”标准，因而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

　　（三）最后值得提及的是，王*利所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应与行使无限度防卫权划清界限。因为后者是在公民受到“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时，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自主救济权利。已如前述，其中的“行凶”确指重伤害犯罪。从本案的起因及具体侵害行为来看，两名侵害者的共同殴击行为尚不属于必然重伤他人的暴力侵害，因而不构成“行凶”，王*利也就不存在行使无限度防卫权的前提条件。两者性质不同，应当严格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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