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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流放与回归 谁来保障病人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展开了“解开枷锁”、救治精神病人的活动,可令人震惊的是,“枷锁”并非是虚拟的比喻,而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实,并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海淀区仍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家属锁在大磨盘上,拒绝将其送入医
治愈者回归社会有多难? 意大利,6000万人口,数十万精神病患者,无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 他们生活在社区里,与病友、志愿者生活在一起,他们参与社区活动、找工作、结婚、生子……他们与得了感冒、哮喘的人一样,享受着或多或少的特殊照顾,过着正常生活。 “我们的理想是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其他病种的治疗都以专科医院“为荣”——体现领域细分、技术高端、人才集中等特点,唯有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这是偏见、歧视、无知的表现。”王诚说。 2009年,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第一批医务人员奔赴意大利特伦托市,去体验另一个国度的“治疗方案”…… “被震撼了!”王诚院长感慨万分。于是,两地专家拉上了手,一系列的改革和试验在这所小医院中逐步展开,“前所未有的创新,难以估量的风险。”王诚总结说。 争论下的“半开放” 天已经黑透了,全院大会进行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得出结论,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干脆都搬着凳子坐在了主席台上,后面的人陆续站起来,边听边大声地讨论,又过了一个小时,争论逐渐进入僵局,院长王诚站起来直接拍了桌子:“改!不管同不同意都要改!” 回忆起那个晚上,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很多医务人员都记忆犹新,“这是一次超越现实的改革。”一位年轻的评价说。 会后,争论仍在继续,封闭的值班室却被果断地撬开了,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工作台,每一个病人都可以趴在上面跟医生护士讲话,而不是隔着栏杆和玻璃。 最令人吃惊的是,精神病患者中的一部分居然可以进入曾经的“禁地”——厨房,为大家烹饪食物。 他们拿起了刀,切好新鲜的蔬菜,然后扭开煤气灶,倒上油,添加着调味料,热火朝天地翻炒着…… 在这里工作,是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誉感的,因为他们是康复效果最好的患者,也是厨艺最佳,擅长服务和交际的患者,他们大多做事干净利落,性格活泼开朗,时而会多放两块肉在院长的餐盘里,或者洗根黄瓜递给自己最喜欢的护士。 “我最爱做饭,有家的感觉。”患者王姐把黄瓜切成细细的丝,准备调一碗炸酱面。 站在一旁的刘大帅有些不高兴,因为午餐是他养的鸭子。“刚抱来时就那么大。”刘大帅攥起了拳头。他是院里的饲养师,养着20只小鸭子,每天下午,他都蹲在医院后花园的水塘边,看小鸭子游来游去。 安慰他的是另一位饲养师阿健,阿健负责饲养30只小鸡,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捡鸡蛋。“我听叫声就知道是谁下的。”阿健特别宠爱他的“孩子们”,给它们搭凉棚,铺沙子,还每天都赶着它们到草地上捉虫子。 这家医院已经建立成一个小社区,有超市、洗衣房、舞厅、棋牌室、卡拉OK室等,全部由医务人员指导,患者经营管理。在王诚院长看来,“这比任何康复治疗都更有效。” 大胆革新需要勇气,维持和发展则需要更多。虽然两年间该院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事故,但是,不可预知的风险却难以根除。“所以很多医院都愿意让患者躺在床上,不动就不会出问题。”王诚说。 而且,这些项目大多是入不敷出,场地、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成本都远远高于收益。“但其精神内涵至关重要。”王诚院长坦承,这些“亏本的买卖”让医院再添重负,却又不忍关闭。 “还有很多患者都想参与进来,但是我们的岗位太有限了。”王诚院长说,每个月的“招聘大会”都挤破了头,很多患者都因落选而失望,但是他们实在无力提供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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