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独设了个会计，一个月弄回账，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整个都得盘点，包括中药西药。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收多少钱，免多少钱。从处方上说，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实收2块钱，司药每天报一次，钱也每天交一次，交到大队。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放在药房的抽屉里，药房里亏不亏，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就是差几分钱，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药房是一天一算，会计是一个月一算。我们去进药，在出纳那支钱，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比方说青霉素多少，氯霉素多少，安痛定多少，花了多少钱，钱和药碰了，把进货单交给大队。

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有单独的房子，是大队给的。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都是上边支持的，那时是计划经济，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砖、木料，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

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自己也采制一些，比如大戟小蓟，马齿苋，都是自己采，有时也自己种，那几年我们自己种，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种点红花、薏米等，除了自用以外，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有时也可以换药。

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左右。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那时就是独家经营，药材的质量也好，价格全国统一，你到上海、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同样的药，这个厂子出的就贵，那个厂子出的就贱。过去药品质量好，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掌握不了，失控。

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现在封顶数是1.5万，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这才对。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自己能拿出来，按深泽讲能拿出来，问题不大，所以应该是得病大，花钱多，报得多才对。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属于试验阶段。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根据东关的情况，那时报80％，越病大去县医院，越报销多，现在，去县医院才报30％，在城关医院报60％，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超过了再掏钱。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

和毛主席合影

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从开始学医后，为了学习方便，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出门也带着。在走亲戚的时候，我还救过一个病人。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省—直到华北地区的代表，到北京军区参加过第五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出席证，笔记本。

我们这一片属于华北军区，每县都有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各行各业都有，也包括部队上的，共1700多人。我们首先到了石家庄，在省军区待了三天，然后统一出发去北京。去北京前，军区司令员就传达了：咱们河北人，尤其石家庄人，不能当“采购员”。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紧张，都是凭票购买，但在会议期间，凡是买东西不凭票，可以随便买，但是我们不能当采购员。

到北京后，北京军区接待，分散居住，有在西山的，有在八大处的，我们石家庄去的住在总参招待处。那时候会议进行得比较神秘，有的是在总参礼堂开，有的是在军区礼堂开，去的地方很多，可能出于战备考虑，不提前通知，开完会后才对外公布。只是有些遗憾，那次会议的照片还没发下来就收回去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原计划给每个人配发的枪支没给发下来，本来北京军区要每人发半自动枪—支，连枪号都是自己的。

会议期间出了点事，原会议议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见临时取消了，毛主席飞到了庐山。周总理接见后，人们不干，各代表团在底下都说好了，我们完全听部队的指挥，要求毛主席接见，本来就安排接见的。

各代表团给参会代表分发稿纸，有写一份的，有写两份的，要求毛主席接见。那时候谁不想见毛主席呀。北京军区组织的，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下边有人打着手势，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我们就听他指挥，哒哒哒、哒哒哒，踩着点，一起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总理没办法了，下不了主席台了，黄永胜发火了，第二天，毛主席又飞回来。本来第二天这个时间是个会议时间，却要求在住地待命，也不说要干什么去，就是谁也不许出去，半个小时后，接到通知，凡是有铁器东西的，如剪指甲刀等，还有火柴完全上交。如果穿的是皮鞋，就给双便鞋，你穿多大号的，报了接着就发，凡是穿着有钉子的鞋的、皮鞋的，挂鞋掌的，都要换。大家一寻思，这就是主席要接见了，但谁也不能说，谁也不能问，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但是怎么到达人民大会堂的，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讲备战嘛，我们坐的车，布帘整个都是拉上的，看不见外边，下了车，就已经到大会堂里面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到了大会堂后，按座位号坐下。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席台上也没有会标，那时候人们思想比这会集中，说不让说话就谁也不说话，我们等了27分钟，当时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黄永胜、吴法宪、林彪都出来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人家怎么上的主席台。毛主席就只说了三句话，“同志们好!”“祝大家健康!”“我还有任务，谢谢大家!”就完了，就这么三句话。我们就在部队的指挥下(有军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打手势，要不然达不成一个音，得有指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见时间就这么短。拍照是在接见的头一天，我们排列以后，被要求不能动，眼睛平视，就不知道领导人是怎么站到那的，因此尽管照了合影，但根本没见到主席，甚至都不知道有谁参加拍照了。整个过程十分神秘。因为当时讲备战，首长出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出去的。照完合影后，才公布，跟主席合影了，全体领导人都有。本来闭会时领导人应该都在，但是都没有。我们此前就在那开过一次会，开幕式在那开的，以后会议地址就转移了，老是转移，一天一个地方。我们一共去了15天，其中包括几天的参观时间，参观战备，包括地下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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