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但何为“不能取得”，却争议甚多：如患者自己因为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意的，又或者如北京朝阳医院“拒绝签字孕妇死亡”一案中，患者代理人不同意的是否属于“不能取得”，尚需进一步规范。
 
    　又如《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究竟如何确定“当时的医疗水平”，却是个大难题。有专家表示，在立法过程中，曾有计划按照地区、医生资质等区别，详细表述“当时的医疗水平”，但这却遭到了北京等相对发达地区医务界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承担的诊疗义务会高于其他地区。
 
    　卓小勤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医务界施加了较大影响，却缺少代表患者一方利益的力量。于是，立法者与医务界妥协，一些规定被模糊化。
 
    　张赞宁甚至认为，《侵权责任法》失之过简，因此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就会因为“无法条可依”而不得不返回到《条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只用了区区11个条文，就企图将医疗侵权的所有问题都囊括其中，这实在有点太理想主义了。”
 
    　确有专家认为，这部法律从开始制定之初，便被赋予了太多期望。第63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便充分显露了这一意图。对此，张云林质疑，“不必要的检查”目前难以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判断。例如，同样是检查肠胃道疾病，高年资的医生和低年资的医生由于经验上的差别，便会导致诊疗手段上的差异，那这是否意味着低年资的医生实施了不必要的检查？

　　这些问题不获得根本解决，《侵权责任法》以独臂之力，也难以化解医患之间的重重矛盾。而如果仅仅期望通过让患者一方获得高额赔偿来安抚其情绪，减少社会矛盾，固然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效果，却增加了医护人员的不满和“防卫性医疗”，终将损害患者的长期利益。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医药卫生体制的弊病：“管办不分”让公立医院缺少监管，管理混乱，医生行为缺乏约束；“以药养医”让医务人员依靠“大检查”、“大处方”谋生，患者经济负担沉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让大医院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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