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不算离谱的工作时间，加上丰厚的收入带给医生的是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调查，有53%的美国医生对待遇感到满意，护理人员中，也有48%对收入感到满意。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选择，还会不会再当医生时，69%的美国医生明确表示会，只有12%的美国医生表示不会。

  医生困境如何造就

  价格管制忽视医生价值，酿“以药养医”、红包回扣恶疾

  乱开药、过度检查、收红包、拿回扣一度成为医疗纠纷中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医生群体道德下降的证据。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却不仅仅是医生在垄断医疗服务资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被政府管制之后，医生的工资与每天的工作量和强度、专业技术、风险来对比严重失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支出不能超过总收入。于是多开药、多做检查就成为医院创收、医生谋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国外医院不受价格控制，让医生通过门诊等技术服务“以医养医”，不但劳动价值能够体现，也杜绝了多开药的腐败空间。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证的“符合资格人士”急诊收费每次100港元，住院、护理、注射也是按劳收费。因为一旦取消管制，服务价格标准提升后，医生会尽量利用专业知识看病问诊，开药反而成为增加成本的事情。

  医疗资源分布不公使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疲于应付

  中国的医疗投入总体上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社区医院本应是患者就医首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但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优秀医生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这种配置不公导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不仅为医院追求“高药价、高耗材”的过度医疗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为数不多的医生只能疲于应付，恶性循环。

  医疗鉴定秘密进行，鉴定人不署名担责

  多数医生被打事件源于医患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患者对院方极度不信任甚至寻求报复。当医患纠纷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公正的医疗鉴定。

  目前，医疗纠纷有两套鉴定系统，一套是医学会的，一套是司法鉴定机构的。但是，目前医疗事故官司很难通过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质证程序保证结果的公正。

  实质上，由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并没有问题，这也是世界通用的做法。但现在的问题是，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往往很简单，患者很难对其进一步质证，而且专家给出鉴定结果后也不用签字、不会出庭，即使鉴定有问题，也无法在法庭上质证。

  另外，患者病历真假也是医疗司法纠纷中的难点。“法官没有能力判断真假，而医学会并不管病历真假。现实中，只要是法院提供的病历，医学会一般会视为真实。”

  此外，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两年多。耗时过长令许多患方难以等待，因而不选择鉴定。医疗鉴定的最终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

  (本组稿件由 李汉桥整理)

    ：从医患短兵相接看医疗法律的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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