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年前，鄂州市医院护士彭峰在本院做手术，医生失误切掉了她的卵巢。她和丈夫的性生活从此完全丧失，她的身体也引发了多种并发症。１６年来，彭峰的丈夫王庆云上北京、跑，上访达５００多次。直到今年５月底，才在省领导的干预下，由省卫生厅召集专家重新鉴定，认定医院存在过失，二级乙等。（见昨日新华网）

    这分明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当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却认为“手术比较成功”。这真让人欲哭无泪！然而，这又恰恰是所有作为弱势群体面对一个庞大机构时无可奈何的现实。

    在现有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下，患者与医院以及“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博弈，恰如以卵击石，其结果可想而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实是双重角色——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某种程度上讲，它又是医院的“父亲”，这种纠缠不清的角色，决定了它必然偏袒医院，而患者得到的，只能是羞辱与悲愤。事实正是如此。

    你几乎想象不到最初这个“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如何得出鉴定结论的。——它没有以任何形式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鉴定通知书，没有通知患者提交陈述、答辩及鉴定相关材料，没有通知患者或参加鉴定会。鉴定是由何人、何时申请受理，鉴定专家由哪些人组成，患者一概不知情——完全是暗箱操作，然而，结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得出了。换了任何一个患者，结果大约不会有多大改变。   

    假如不是患者坚持了１６年的漫漫上访，假如没有那３大编织袋申诉材料，假如没有王庆云５００多次的跑鄂州、武汉和北京等地相关部门，最重要的是，假如没有得到省领导的批示，那么，被误切了卵巢的彭峰，恐怕至今还在含冤呼号——在２１世纪，在倡导文明和谐的今天，人们仍然深陷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境地，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

    这起诡异的医疗纠纷案，充分暴露了我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的荒谬、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人员责任心的缺失。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我们希望这缺乏公平公正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也能得到改进。（席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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