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告知:信任还是戒备?
　　
　　整个审议过程，笼罩着信任还是戒备的两难情绪。　
　　
　　草案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简要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呼吁保护患者利益的白克明委员也表示担忧:医生会不会为了确保不出问题，不承担责任，大量使用检查手段以便留下医疗证据，造成用高昂，甚至延误治疗时机。事实上，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已经出现。　
　　
　　“我们做大夫的，感觉恶性肿瘤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过度治疗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肿瘤恶化病死的。医务人员该对患者说哪些、怎么说都是很有讲究的。”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坦言，一写入法律，“都要讲明白”就成了医务人员的责任，不讲明白的话，就要承担赔偿责任，结果可能导致医患双方互相高度戒备。　
　　
　　桑国卫的意见是:现在很紧张，但光靠本法解决不了问题，更不能简单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要从互相信任的角度来尽力改善，教育医生全心全意为病人负责，教育病人也要信任医生。　
　　
　　这显然代表着医生的呼声。《南方都市报》日前发表医生王小莉的文章，中心意思便是“重建信任”。一方面，根据目前人类社会对生命科学的认知程度有限、医疗行业自身存在极大风险的特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正常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只有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切实承担起“救死扶伤”责任之后，才能赢得社会公众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医患之间关系紧张的窘境，“唯有从这两个方面提供法制保障，相关立法才能定分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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