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寒冬，1968年12月23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24日，我怀着酸楚的心情将户口簿上我自己的哪一页交给了景山派出所，换回的是“户口迁移证”。迁入地是“山西省大同县杜庄公社周家堡大队”。自从被爸爸厂子的造反派抄家以后，家里只剩下旧床屉和旧被褥等不值钱的生活用品。十几岁的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妈妈拿出家里最整齐的一套被褥和一对家里仅有的提花枕巾给我带上。12月28日的北京，入夜后天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临出家门时87岁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问我去哪儿？我含着眼泪骗老人“我学(xiao)徒去！”奶奶一边轻声自语着“学徒好！学徒好啊！”，一边用手擦拭着眼泪。我抽出手转过头去径直走出了家门，再也没敢看老人一眼！爸妈在前面抬着家里唯一的一只旧箱子给我送行，我悄然的扛着行李跟在后边，不成想这一走竟是和奶奶的永别。十个月后，88岁的老人念叨着我的名字咽了气。

我奶奶出生于晚清1881年，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村妇女。盘着头，裹着小脚。她没有名字，50年代核对户口时民警给她起的名字叫“杨刘氏”。她见过义和团造反，叫义和团是“红毛子”。年轻的时候住在通州见过69军的大刀队杀日本鬼子，她还曾经从战场上拎回一个带着一节绳子拳头大的铁蛋儿，拿回家把我大爷吓坏了：原来是一个日制手雷！她不懂也不关心外边社会上的事，一说起话就是：咱们大清国......。我曾给她讲国家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嫌太长记不住，还是叫她的“大清国”。我爸爸小的时候曾跟着抬杠子的爷爷给办丧事的人家儿打幡。家里穷，买不起棉花做棉衣，奶奶就把捡来的牛皮纸一点点撕成纤维续在旧棉套里。当时奶奶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还觉得不可思议，牛皮纸怎么能当棉花呢？可后来在我插队的农村就又看到了这一幕。节俭了一生的奶奶从不浪费，她把有字的废纸统统收起来，把我的旧作业本也留起来给弟弟妹妹当手纸擦屁股。因为眼花，擦完屁股的纸上带着大便她看不见，就又收起来留着下回用。因为这些事儿，我妈妈没少和她闹别扭，究竟妈妈是城里长大的人啊！“”以后，爸爸的工资降到73元，家里生活异常难过了，奶奶没有牙，也和我们一样成天吃窝头咸菜，人瘦的只剩下皮和骨头了。看着家庭生活的窘迫，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家庭承担责任了。但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能为家里做什么呢？下决心下乡插队也是为了给家里省下一份口粮钱。

在寒冬的夜幕中，北京女一中的院子里人头攒动，下乡的知青和送人的家属相互招呼着。队伍集合好后我们来到天安门城楼前。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庄严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离开了天安门，告别了北京，我们三百多名十几岁的孩子踏上西去的列车，怀着忐忑和迷茫的心情奔向山西雁北--塞外的黄土高原。我们乘坐的是永定门开往包头的427次列车，由永定门开车途径南口、居庸关、张家口，不足400公里的路程我们颠簸了12小时到达大同。如今这条线路在几次提速以后已经缩短到5个小时的路程了。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格外的冷，零下20几度的塞外古城大同到处都是悬挂的冰凌和象镜子一样溜滑的路面。很多人身上穿的是没吊面儿的老羊皮袄，头上戴的是狐皮帽子，脚下穿的是白羊毛做的毡靴，这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的，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烟煤味道，我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街道两旁低矮破旧的铺面，有些像是50年代北京的东四北大街。

大同县知青办公室把我们安排在大同南郊的县委党校住了一天。次日，12月30日我们坐上拖拉机，颠簸了四十里路来到周家堡村，和先期到来的19位陌生同学汇合，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插队生活。

大同盆地四面环山，一条五百米宽的御河自北向南穿流而过。我落户的村子座落在大同市正南二十公里，在御河的东岸。全村一千二百多口人，分三个生产小队，“薛”姓人最多，其次是姓“杜”、姓“张”和姓“刘”的。人均七亩多旱地，主要种植玉米、谷子、粘高粱，还有少量的黍子、莜麦和小麦。每年收成好坏主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如火如荼。据老乡讲往年不学大寨时，冬天就“格缩”在家里耍牌、喝酒，如今三九天也要平整土地。

我和另外三名男生三名女生被分配在第二生产小队，第一天出工是在村西平整土地。

我听着老乡伊里哇啦说大同话就像听外语。(几年后我能和他们说着一样样儿的大同话）他们身上穿的补丁摞补丁的棉衣和露着脚腕的挽裆棉裤，女人们衣服背后的领子下面有一层被长发扫蹭的黑亮亮的油腻，身上散发着汗酸味道。看到他们不尽让我联想起在中国美术馆参观的泥塑展览“万恶的地主庄园--收租院”。农村的穷困和落后让我心中充满了酸楚和同情，我曾幼稚的暗下决心：尽自己的力量改变这里的现状。因为，我认为毛主席叫我们下乡的用意：其一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道路；其二是叫我们在广阔天地里要大有作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实践证明：我们是多么幼稚！农村太需要知识了，而我们的知识又太过于匮乏了！

隆冬季节的塞外高原，零下二十几度的气温把黄土冻得象石头一样硬，搞头刨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冻土上只落下个白点。社员们捡来杨树的枯枝树叶用火点燃烤软冻土，烤一片刨一片。一天下来几十人也就挖几方土。社员们整整一冬天都在用这样原始的工具和低下的劳动力进行着艰苦的学大寨运动。

村里人管出工劳动叫“受苦”，这让我很是吃惊！北京人见面爱说“您吃了吗？”，村里人见面爱说“到哪受去？”。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能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劳动叫受苦呢？

每天收工后拖着灌铅似的双腿往宿舍走，肿起的肩膀不敢扛锹镐，只要碰一碰肩膀就觉得针扎似的痛。两手磨起的血泡亮亮的，不用挑破，第二天出工时自然就磨破了，流出的血浆粘粘的，把手套和手掌的肉皮粘在一起。这时我才体会到老乡说“受苦”的含义！

好在大同的煤好，在灶坑里燃烧时发出嗡嗡的声响，就像燃烧的油脂。晚上吃过饭也顾不得洗涮身上的泥土和汗渍，躺在滚烫的火炕上睡一宿，一天的疲惫就都散尽了。

春天快要来了，队里的春耕备耕工作开始了。一车车从牲口圈里起出的粪肥经过一冬天的发酵已经没有了粪便的臭味，用马车送到田地里，间隔五六十米一堆。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和社员们一起将粪撒到田里，俗称“俵粪”。先用担筐把粪堆分成小堆，再用铁锨将粪均匀的撒开。因为在粪里掺了大量的黄土，实际粪的肥力并不充足。那时候“学大寨”实行“一出工、三送饭”，即：早中晚三餐都在地里吃，队里有专人到各家取饭，然后用小平车送到地里。社员家一般习惯使用瓦罐，瓦罐上扣一只饭碗，由于瓦罐有保温作用，送到地里饭菜还是温热的。我们只有从北京买的铝饭盒，铝饭盒传热快，送到地里基本上就是凉饭凉菜。大同的风是有名的。号称是：一年一季风，从春刮到冬。在田里吃饭找不到背风的地方就把粪堆当作挡风的墙。几年后我们大部分人都得了胃痛的毛病。

粪肥撒到地里后接着就用犁翻地，将粪肥翻入地下作为底肥。这时天气渐暖，经过耙地就可以下种了。种谷子、黍子等小粒作物是将种子拌过农药后装入一架叫耧的农具里。耧有三只腿，每只腿下都有孔通到上面的种子箱里，需要两个人操作，一个人牵着牲口在前面走，一个人在后边架耧，边走边左右摇晃使种子通过下面的小孔均匀地撒到地里。

下种以后还要用三个环形的石磙做的“礅轱辘”把垄沟压实。礅轱辘的三个环形石磙直径有30公分，环形中心的孔径有6、7公分，用木棒串在一起，间隔和耧腿的间隔相同，木棍系上绳子用人在田里拉着走。刚种过的土地是松土，走上去软绵绵的还要拉着礅轱辘，非常吃力！这种活是粗活，没有技术，一般都会分配给半劳力，我们知青都干过这种活。

青苗长到三、四寸高的时候就要间苗，当地农民用锄头间苗。锄田是不能穿鞋的，人在田里锄田要弯腰九十度，每棵苗前后左右至少要锄四下，留苗要留粗壮的，每棵间距在20公分左右。我们刚锄田时一不小心就把好苗锄掉。我最怕锄地，每次锄地我总是落在最后面，记得那时经常是同队的虎娃（薛永泉）、贺怡、栓柱他们几个返回来接我一段。弯腰时间长了就直不起来，我学着老乡的样：把锄竖起来，用手握住锄把，把一条腿弯架在小臂上，另一条腿站着休息。过一会儿再倒过来休息另一条腿。当年落下腰痛的病至今未好！

俗话说：锄头自带三分水。由于当地缺少雨水，每年夏天都要锄田三遍以上。每当锄第二、三遍时庄稼已经长高，尤其是在闷热的玉米地里，玉米叶子剌的胳臂上全是血口子！晚上腰疼加胳膊疼，疼得睡不着觉。

夏天还有一项活计：因为当地缺少肥料，土地的团粒结构不好。赶上雨水来临河里涨水，全村的壮劳力都要下河挡水。就是在齐胸深的河里先用人墙挡住河水，再打上木桩，木桩间拦上树枝、河泥。利用水流的冲力使挡住的部分河水水位上涨，逼迫夹带泥沙的河水流进岸边的田里。当河水里的泥沙沉淀后就能改变一些土壤结构，同时也增加一些肥力。

进入九月以后就该挂锄了（农闲季节）。全村的劳力基本不再出地干活，只等农作物灌浆，秋后收获。每到这时节是最幸福的。大同的夏天白天干热，但到晚上非常凉爽，即便是夏天也要盖被睡觉。吃过晚饭后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村外的土坡上，看着天上晴空里的星星和明亮的月亮。想着爸妈在北京也能看见这个月亮，就是见不到爸妈的面，思乡之情不言而喻！

我们的宿舍是用土坯盖的。墙体下面50公分是用当地产的胳弯砖（机井用砖）砌起，上面用土坯垒成。墙面刷了一层当地产的白土。房顶是一出水的坡顶，房顶没有瓦，只用黄土和着莜麦秸抹了厚厚的一层。由于不防水每到雨季黄土就会被雨水冲刷下来。如果遇上连阴雨，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停了屋里滴答。因此屋顶的黄土每年都要重抹一遍。房门有两层，都用白杨木制成，没上油漆。外面是一扇平开门，里面是两扇老式的带门轴的木门，门和门框永远也合不齐。冬天的冷风会顺着门缝顺顺当当钻进来，夏天的虫子进屋也毫不费劲。

记得有一年夏天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雨，屋里漏的稀里哗啦的。同学们用塑料床单系在屋顶上，地下用盆盆罐罐接水。整间屋只有炕上最里边一尺多宽的的地方没有漏，同学们把铺盖卷起来坐在上面等雨停。并且要不时的在塑料床单上扎个洞让积存的雨水流下来。

由于接连几天下雨，平时干枯的干渠也水满为患，决口了！由于知青院子的地势低，大水径直冲进了院门，冲进了屋门，仅仅半小时屋里的积水就涨到炕沿下边。队里分的西瓜、蔬菜和盆盆罐罐都漂在水面上。我到大队部找到支书反映情况，支书薛礼士只甩给我一句话：“社员家都一样！”还是大队主任杜英同志立即把我们接到他家住。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只要想起此事，那种对杜英同志的感激之情就由然而生！

大水退去之后我回到宿舍，看到土坯墙下边已被大水泡下去厚厚的一层。实在是后怕，如果浸泡时间再长些，整间房就有可能垮塌！

知青每年口粮是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年528斤（带皮的“毛粮”）。其中三斤小麦、一、二十几斤黍子，其余是玉米和谷子。每人每年还有三两菜子油。而社员的口粮每年只有三百斤，也就是说即使每天只吃一斤粮，还有两个月没粮吃。记得有一次我到治保主任薛礼仁家串门，我问他女人：“二婶，黑夜吃啥呀？”二婶的回答让我愣住了，“滚水！（白开水）”。当时大部分社员的生活是这样的：早晨一碗玉米面糊糊，中午吃玉米面窝窝头，晚上一碗白开水就山药蛋（马铃薯）。至于吃菜，基本上就是自家积得酸胡萝卜和圆白菜。

我们第一年到农村没有经验，粮食随便吃。528斤毛粮脱皮后只有四百多斤，没吃到9月就没粮了，和大队借了一个月的谷子，不舍的脱皮，带皮磨成面篜窝窝头，每天定量吃。带谷糠的窝头咽不下去，大便还拉不出来！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知青厨房弥漫着饲养队煮猪饲料的味道。即使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老乡强多了，社员全年不足3百斤的口粮根本舍不得脱皮吃！娃儿多的就挖来白土和面一起吃。

有了这样的经历，几十年来，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下，什么样的累都能受下。为了改变这里的面貌，我们22名知青在劳动之余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大量工作。第一年我们知青点被评为全县知青的先进集体，但我们必竟只是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娃啊！

40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还在为我们当年实实在在干出的成绩而自豪！

生产队的劳动是这样记报酬的：一天记一个工，根据劳动态度和劳动强度，整劳力（成年男子）满分10分；妇女8分；半劳力（少年、老年）5分。分值要到年底结算后才能知道换算成多少钱。我们那个村在全县范围内算是收入高的：每个工（10分）七角钱。男知青每天7、8分，女知青只有4、5分。每个小队设一个记工员，每天的工分由记工员来记。记多记少由队长说了算，我们小队有两个20岁的青年人是弟兄俩，一个叫左万胜一个叫左万玉，弟兄俩就从来没拿过满分，因为他们是“地主”的儿子。而且队里开批斗会还拿他俩当地主斗。

村里对我们知青还是满照顾的，半年以后我们就和社员同样记工分了。记得第一年分红时除掉口粮和各项开销，我分得56块钱。当时高兴的不得了，过年回家探亲时除去买火车票花的8元，剩下的都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舍不得花给我存起来。第二年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分值降低我只分得24元。第三年好像分了7、8元，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插队六年，生产队里的分值逐年下降，到了1974年已经降到一个工2毛4。结果是出了一年工挣不够口粮钱，年底分红还欠队里的。据说我们公社有的村每个工只有1毛3，当时一盒绿叶牌香烟卖1毛4，辛辛苦苦劳作一天还买不到一盒绿叶烟。妈妈每月寄信时在信封里夹带2元钱，供我买酱油和盐。要知道当时我爸爸73元的工资要供全家8口人生活！

说起用信封寄钱还有一个笑话：春节前有些同学没等分红就回家过年。贾平同学没回北京留在村里看家。有位同学的分红没带走，贾平又怕他着急就用信封寄回了他家。但是，直到节后回村时这位同学也没收到钱。原来贾平过分相信邮电局，把几分钱的钢镚也一起装入信封，自然就被人发现了！

村里男人们抽的烟是自家种的一种叫“小兰花”的土烟叶。点燃后散发出奇怪的臭味，但抽起来很柔和，并感觉不到有臭味。我学抽烟是在1969年的国庆节。每年九月以后到十月初是农闲季节，夏季的田间管理已经结束，只等十月以后到来的收割季节。这时各村的知青也活跃起来互相串门。“十一”那天，瓮城口大队的唐XX来到我们村，他和我们村三中的同学是同班，大家高兴的不得了。唐XX拿出从北京带来的“中华”烟（这在当时绝对是稀罕物），给我们每人一支。我不会抽烟，但因为我感觉这烟太珍贵了也就试着抽了一口，当时就感到头晕的天旋地转。我闭上眼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了好一会那种头晕的感觉才慢慢散去。几十年过去了，那种感觉恍如昨天。从那以后我开始抽烟了。老乡们说抽烟能解乏，还能防虫子往身上爬。其实我抽烟就是找借口在劳动时歇歇腿脚。在北京上学时我认为会抽烟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地痞和小混混儿，没想到如今我也抽烟了。那时在村里如果看到那个人抽9分钱一盒的烟卷就羡慕得不得了-----抽“纸烟”了！

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由于经常停电，每到天黑后村里寂静的像一座鬼城。偶尔听说有县里的电影队在哪个村放电影，即便是几十里地也要赶过去看，看完电影再走回村已是深夜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我肚子饿了到代销点买“丰收饼”（一种用粗粮和着红糖烤制的饼）。路上遇到书记薛礼士就礼节式的问了一句：“书记，做啥去？”书记诡异的笑着说：“看电影去！”我奇怪的一头雾水：没听说哪儿演电影啊！另外时间也太晚了啊！第二天上工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地因为天气寒冷，老乡们都把牛皮纸做的窗帘挂在窗外，掀开窗帘就能把屋内看的一清二楚。原来他们晚上是去偷看人家夫妻过性生活了。

在学校时，我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又是128中文工团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农村时我带来了口琴、笛子和二胡。我们的姚彬同学以前是北京市少年宫合唱队的队员，张勇同学的二胡拉得相当棒，马季华同学会唱京剧，京胡也拉得不错。林小冲同学的小提琴虽然是刚学，但也练得非常刻苦。每天晚上知青宿舍就像剧院的后台，吹得、拉的、唱的热闹极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吃的是生产队的口粮。虽然我们也出工劳动，但毕竟村里资源有限--有限的土地、有限的产量，又没有多余的收入。等于我们在社员嘴里分一杯羹！但我们的到来也确实给落后的农村带来一缕新气象。

我们到农村不久就和村里的年轻人融合在一起。知青点就变成村里年轻人的聚集地。他们听我们讲北京的各种见闻和风俗，我们听他们“叨古”，当然也不乏荤素笑话。渐渐的我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大同话，以至于几十年后我们回村时老乡们还说我“不咵！不咵！”

由于成天和村里人一起摸爬滚打，逐渐也习惯了村里的生活，虽然每天都要洗洗涮涮，但很多人身上都长了虱子。学着江青的话叫“革命虫”！如果谁身上没有虱子倒感觉不正常了！每次回北京我都是先到东四北大街的“松竹园澡堂”，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再回家，避免把“革命虫”带回家。

晚上夜深了， 大家躺在炕上听着肚子咕咕的叫，你说一个在北京的小吃，我说一个在家吃过的菜肴，心里想象着那菜的香味，我们管这叫“精神会餐”。

一年三斤小麦不舍得脱皮吃，等到全体知青都在队里时连皮磨了包饺子。那才叫健康食品“全麦面”呢！记得两个男同学比赛看谁吃得多，四个女生包饺子楞供不上他们两人吃！就我们包的厚皮大馅的大饺子最多的一人竟吃了八十四个，吃完以后弯不下腰。我那时也相当能吃，早上3、4点钟套上马车，赶六、七十里路到矿上去拉煤，下午2点回到村里设在大同城边的“粪店”（大车店）。那一顿我就着酸咸菜吃了三斤六两的小米稠粥（用铁勺在锅里绞粘的小米饭），着着实实上尖一磁盆。

大同的煤好世界闻名，但大同的土地非常贫瘠。我们村除了靠近御河边的120亩河湾地比较肥沃，其余土地都是旱田，当地老乡叫“游土”。即：像细沙一样的土，用手抓一把会顺着指缝流出来，存不住肥和水。这样的土地很少长草，更别提长庄稼了。每年春天生产队都要搞植树劳动，就是把杨树枝砍下来埋在土里等候它自己生根发芽。但往往收效甚微，即便发了芽也有一大部分会被夏天的烈日晒死。

我们看到距村子五里地的落阵营农场苹果树长得好，也想为村里建一座苹果园。经与大队商量后我们买来苹果树苗，选了一片荒地种上。四周还用黄土打起了板墙（用木板夹着黄土一层一层的夯实）。这片果树竟奇迹般的活了。但由于缺乏技术又不懂管理，直到几年后知青返城时也未见结出果实。（下图中背景的残垣断壁就是我们当年打的土墙）

全村只有一部手摇磁石电话，而且是和公社的广播线共用一对线路。每逢公社广播时就不能打电话。社员家买不起收音机，听广播只能听大队的高音喇叭。由于村子大，住在稍远的社员要想听见广播就得竖起耳朵静听。即便是报纸也只能看几天前的旧报纸，因为邮递员一周只来一两次。为了使社员能够尽快了解外界信息，我们决定为每户社员家安装一个小喇叭和大队的扩音器联通。说干就干！买喇叭、竖电杆、拉线路。不久，家家都装上小喇叭。社员们再也不用抻着脖子竖着耳朵听广播了。后来村里人流行一句口头禅：谁想出名就用广播“广”上一“播”，用电话“电”上一“话”！

社员生活的贫困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全家四五口人盖一床被子，炕上没有褥子，只有一领破旧的苇席。冬天的棉裤到夏天把棉花掏出来当夹裤穿。还有更穷的，被子没有被里和被面，晚上睡觉时把棉花套子一片一片的贴在身上。睡觉不能翻身，一翻身棉花套子就散落了。看到这些我的心碎了，但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救急救不了穷啊！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在思考着能为社员做点什么。我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通过学校联系到东四人民医院，学习了中医针灸技术。自费买来听诊器、针灸针。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经过努力自学基本掌握了一般的诊疗技术。几年后，附近几个村的社员都知道周家堡有一个会扎针的知青大夫。

当地老乡有好多顺口溜，什么“四大倒霉”、“四大重苦”等等。记得挖渠就是其中“四大重苦”之一，那时挖渠是公社组织的各村劳力集中在一起。各村各自负责自己的一段，分配到每个人大约有10米左右。使唤铁锹是我的强项，那时能干也能吃。每顿两个直径20公分的大馒头，一碗炖肉。

有一天中午在利仁皂村口休息的时候，从远处土路开过一辆大卡车，在我们跟前嘎然停住，车上抬下一个卷曲着身体的人。他的同伴下车就问卫生所在哪。看着病人痛苦的样子，老乡们都说：让老杨给看看。我问了一下病情，觉得他像是胃痉挛。我在知青点借来针灸针，在他的足三里穴位扎了两针，立时就缓解了，然后又在内关穴和中脘穴扎了几针，十几分钟后那人就能自己走路完全恢复了。

贾平同学自学了电工技术，社员们家里拉根电线接个灯泡都来找他，十里八村的抽水机、电机坏了几乎都来找他修理，几年后他竟成了村里的义务电工。当然，农村的条件太差，拆卸电机线圈只能用柴禾把线圈烧软。这样会在拆线圈的过程中损坏矽钢片。他在农村插队九年，社员有困难他随叫随到。这种为别人服务的精神他坚持了一生，直到2008年8月23日去世前还在为别人服务！

四十年后，当我们再访第二故乡时村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有了党中央的英明政策，农民的收入逐年增加。虽然我们当年住的宿舍还是老样子，但看到我们多年惦念的乡亲们生活好了，起码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了，心中还是感到莫大的欣慰。

(图中前排右起第一人就是文中提到薛礼仁的女人，我管她叫二婶。背景就是我们当年的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