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所有成员生前居住在同一村落，死后埋葬在同一墓地。这种公共墓地制度进入阶级社会后有了新的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相适应，死者按宗法关系，在由国家政权指定的公共墓地中同族而葬，典籍中称之为族坟墓。族坟墓又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类。公墓是国君和王室贵族及其子孙的墓地，规划严整，早就画成图样，按照宗法关系区分尊卑次序，排定墓地。邦墓是国民的公共墓地，普通百姓葬入其中，划分地域，分族同葬。随着封建王权的膨胀，公墓后来成为王陵区，只埋葬君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关系最亲近的王室血亲，一般的贵族、各级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族坟墓制度是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紧密联系着的。战国时，各国变法的结果使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但墓地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则直到西汉才成为事实。这样，原先由国家规划并掌管的邦墓也就完全解体。不同的家族，可以依照各自的地位、财力，选择不同的墓地，分散各处；而在同一片墓区内也可以包括若干不同家庭各自购置的墓地。
墓室是坟墓的地下部分。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人们普遍实行深掘土坑，把尸体埋在地下的土葬。土葬必有墓穴，为了安放棺木和随葬品，后来逐渐把墓穴砌成墓室。早期的墓室除少数帝王显贵使用木石外，一般都是土室。大约从战国晚期起，出现了用大块空心砖砌筑的墓室，这种空心砖墓在西汉颇为流行。而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小型砖砌筑的券顶砖室墓最为常见，石室墓也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历代帝王陵墓基本上是石室结构。
不同时代的墓室虽然各有特点，对于小型加气混凝土设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不有意模仿现实生活中宫室房屋的前堂后室的总格局。许多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半，前半相当于“堂”，用来陈放供桌和一些随葬品，后半相当于“室”，用来置放棺木。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墓葬形制的简要介绍。
20世纪50年代初，在洛阳涧河西岸发掘了一座不知墓主的东汉墓。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包括耳室、甬道；后部包括前堂和后室。甬道前后各具石门；前堂主室之间用空心砖特制一堵隔墙，上部正面镂刻青龙、飞廉(类形于龙的神兽)，背面镂刻龙虎云纹，下竖砖雕兽柱，柱头加方斗，承托上部砖雕隔墙。龙和飞廉是汉人绘画的主要题材，多绘雕于墓室，以供死者乘骑升仙。自战国以来，墓内惯用石制和陶制“镇墓兽”，而该墓则把墓柱和镇墓兽合二为一，既有实用的功能，又起镇墓的作用，精神性和实用性结合得如此完美，实属少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墓室的用砖，完全根据结构，顶部结构形式分为三种：耳室和侧室用一般弧券；甬道上部平面正方，用“四角攒尖”形式；前堂及主室因限于平面较长，故其结顶也不得不形成长方。此种结构形式，在汉代墓葬中极为稀见，在建筑史研究上极为可贵。
该墓第一道石门正面门额刻一龙一鱼，龙四足有翼，长颈修尾。石门铺首刻成站立的凤鸟；第二道石门正面门额上刻三条鱼，石门铺首刻成站立的凤鸟，铺首下再刻一虎；门里面上额刻交尾龙，门上刻二人像。石刻笔画粗疏、古拙。
墓中葬棺四具，二具葬于主室，一具葬于前堂左侧砖台上，一具葬于侧室。其中主室左侧一棺为男子，其余三棺均为女子。殉葬器物甚多，除耳室外，每具棺的周围均有器物。出土的铜钱计有“五铢”、“货币”、“小泉值一”、“货泉”150枚。根据出土货币属新莽时期的为多，但五铢与建武五铢形制类同的情况来看，该墓时间的上限不得早于光武，即不会早过东汉；又据出土的昭明镜、规矩镜、清白镜皆兴起于西汉晚期，盛行于东西汉之交及其稍后，其时间也不得过晚。按出土器物及墓葬结构分析，判定此墓为东汉中叶稍前，即公元1世纪后期。
该墓内部多设房间，已非常接近生人居住的布局，此为西汉以前所不常有。按陈设与内容分析，墓室各间的安排是：入门左侧为厨房，右侧为车马间，前堂设置宴饮，再后为主室仓廪畜厩。各有位次，俨然似汉代一富豪家庭。前堂砖台之上与侧室的两名死者，棺前各具明器一组，她们的地位似降墓主人一等，故不能入主室陪葬男主人。虽不能确知其与死者生前之关系，然必为一家眷属无疑。
此墓现已搬迁复原于洛阳古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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