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结果却是折腾老百姓？

　　这篇报道主要是以陈女士目前的尴尬境遇作为由头的。我们再来复述一下陈女士的情况：陈女士今年41岁，1984—1997年在首钢设计院工作；1997年辞职，辞职后工作情况文中没有交代；2003年因再次调换工作，想把档案存到人才或职介部门，引出了“几年来一直未涉及的社会保险问题”，主要是：1992—1997年间陈女士的原单位没有为陈女士缴纳社会保险费，去年“国家”有政策要求单位补缴。原单位曾在媒体上发布公告告知调离单位的同志回来补办，陈女士没有看到这个公告，所以没有补办。而“国家”政策又规定，超过规定时间没有补缴的，要缴纳滞纳金，而且是按每天2‰计算(好高的“利息”)。这样，到陈女士发现这个问题时，滞纳金已经累积到3万多元了。现在首钢设计院不肯为陈女士缴纳这笔高额滞纳金，认为应该由她自己负责。

　　在报道中，记者引述劳动法专家的话，认为首钢设计院只在媒体上发一公告的做法欠妥，笔者深有同感。但是，笔者写这篇文章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在当前学习“三个代表”的热潮中讨论政府的政策行为应该如何保护老百姓。因为在企业、政府机构和老百姓三者当中，老百姓肯定是弱者，一个不能有效地保护弱者的政策法规很可能不是一个好政策。显然，“国家”关于滞纳金的规定，是要惩罚那些故意不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企业，从正面的意义上说，其目的是要保护企业职工的利益。但是，这项政策执行的结果却是对本来要保护的对象——职工，具体来说是陈女士，非常不利；而对违规的企业则毫发无损。摆在陈女士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被养老保险制度拒之于门外，要么莫名其妙地拿出3万元巨款去为企业的失误补漏，这两种选择显然都是一般老百姓难以接受的。所以，奇怪的是，本来是对职工有利的政策，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却目标偏移——“异化”了呢？

　　其实，有关部门如果真正是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就根本不应该把缴纳滞纳金作为陈女士续保的前提条件。要解决问题，本来也可以采取很简单的方法：陈女士1984年参加工作，到1992年至少已经有7年工龄可被视为参保年限；陈女士今年41岁，就算到50岁退休也至少还有9年的参保时间，所以两者相加，是会超过报道中所说“至少也要交够15年”的年限的(姑妄听之，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国家”有关养老保险的规定中，没有说职工交纳保险费是不可间断的。反之，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种种原因，职工可能会在交纳保险费的过程中有间断，但政策是允许以后再续保的。如果不是有意要与老百姓过不去，陈女士的事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是可行的和可操作的。这样，有关政府机构也就为陈女士的根本利益着想了。同样情况的应该还会有张三、李四、王小姐、周先生等等的，加起来恐怕也是数目不小的一部分人民群众。
至于滞纳金的事，陈女士是没有过错也没有责任的，所以，有关部门应该与陈女士的原单位去算账。能算清这笔账，除了国库增加收入以外，陈女士的缴费年限还可以至少增加5年，这又再次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要陈女士自己去维权，当然她也完全是有理的。但是考虑到打赢这场官司的机会成本，可能一般老百姓会视为畏途。这个选择权就由陈女士自己来决定吧。
　　如果陈女士真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个说法”，那么报道中所说的“监察举报”还是可以考虑的。报道中的说法是“仲裁”和“检查举报”两种途径都有困难。但是，如果针对“滞纳金”(实际上比较难解的结也就是这个高额滞纳金)，记得报道中所说是“去年12月，国家出台政策”，这与“应在违法行为发生的两年之内进行举报”并不矛盾，因为没有有关滞纳金的政策就没有滞纳金，而有有关滞纳金的政策至今不过7个多月，把日子算到1997年以前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会不会吃亏，如果把陈女士的事只看成“断保”、“续保”，就无所谓吃亏。如果把收没收到滞纳金算在内，“国家”似乎就吃亏了(对不起，这样说好像“国家”很在乎这3万元似的)。但是，陈女士因此而不参保(如果坚持要陈女士个人缴纳滞纳金很可能就是这个后果)，其实“国家”吃的亏可能更大。我们的“国家”，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的“诚信”可能不是3万元能买回来的。报道中提到现在有很多人对养老保险抱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他们这样做很不应该。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反面去想一想，会不会是因为陈女士的遭遇以及类似的其他事件早就使这项制度的“诚信”受到损害了呢？

　　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再次强调了“三个代表”，强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全国学习的热潮中，执行政策的人们是否可以联系一个普通老百姓——陈女士的尴尬境遇，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这些升斗小民想一想，把好政策用得能够帮老百姓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益后从心里头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