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该案中的股权证明为质押还是转让这一争议焦点，目前有两种观点均有各自的支持理由。

    观点一、该股权证明属质押关系。

    理由：1、按照《公司法》、《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技股管理规定》、《体改委（1993）114号》文件规定：记名股票转让必须背书并登记后才生效，所有权才发生转移。且在A厂组织发放的股权证明（股票证）上清楚记载：股份转让必须登记且经董事长批准。而该股权并未经这些程序，公司仍以徐某的名字登记造册。且若为转让，为何陈某在6年时间内都没有进行股权变更、过户？

    2、该股权不可能以2000元本金转让。股权证明易手时（即1997年）该股权已价值14000多元，按价值论，徐某怎么也不可能会将该股权以本金形式2000元转让给陈某。基于此两点，该股权证明只能被认定为质押关系。

    3、即使系转让关系，徐某也是在不知自己的2000元股份已经量化到14000余元的情况下交易的，因徐某只是工人而已，在A厂只是工作，而没有参加A厂的经营，A厂也未向工人们公布过该厂的经营状况，而陈某则是A厂的副厂长，对经营状况非常清楚，已经知道2000元变成14000余元，基于此，本着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法院应当支持原告的主张。

    观点二、此股权证明属转让关系。

    理由：1、根据该厂股权转让惯例，虽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记名股票转让必须背书并登记后才生效，所有权才发生转让。但该厂在96年转制后，因为是乡镇企业，有多名股东未经董事会同意私下转让过户，股权证仍为原股东姓名，而该厂年终分红时，由持有人以手中股权前往领取红利，财务室认证不认人，这已成为该厂股权转让的惯例，即交证不背书。徐某在陈某手中接过2000元，并将股权证交与陈某，已可视为按惯例转让该股权。

    2、徐某的行为已构成事实默认。在涉案股权证易手前，即1997年以前，该股份红利一直为徐某领取，1997年，该股权证易手后，至2003年彻底改制期间，红利一直由陈某领取，徐某并未提出异议（该股权红利每年400-500元不等）。徐某在知道自己股权价值的情况下，在6年时间内未提出异议，其行为已可认定为默认放弃该股权，即默认转让。

    3、考虑该股权证易手时的具体情况。该厂在彻底改制前，已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虽然在97年时该股份价值14000余元，但因不能退股，使其成为一份空头支票，当时转让惯例为只支付本金，徐某在缺钱情况下，将手中这份空头支票以本金形式转让与陈某是合理的，也是应该考虑到的。且陈某在受让到该股份后，已承担起了该股份的经营风险，因为该股份可能会升值，也可能会一文不值。

    4、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因素：即2003年彻底改制前，该厂股份因不能退股，只能领取红利，股东手中只当是拿着不能取钱的存折光领取利息。

    2003年，该厂彻底改制清算股份，变为以现金或欠条形式将股份收回，这时的股权证又突然变成了一份可以取钱的存折，且价值又再次翻番达4万余元。你说谁人不心动，徐某以当初为质押为由要求取回该股权，即取回该股权现值也是可以想象的。基于当时徐某与陈某的良好关系，该股权易手时并未签定任何书面说明。在该股份已价值约4万余元并可变现的情况下产生质押与转让争议纠纷，根据诚信原则应认定该股份当时属转让关系，原告的主张不受法律的保护。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案情简介：

    原告徐某的翁父婆母与被告陈某关系一向很好，且徐某在1997年前一直在陈某担任副厂长的A厂工作。A厂原系乡镇企业，该厂在1992年前曾向该厂职工发行了一批记名股票，并制定了股份合作制章程。其中第11条规定：企业职工个人量化入股，产权归个人，参与分红计息，可转让、可继承，但不能退股。股东义务一章中规定：股东按股份承担企业经营风险责任。

    徐某进厂时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带资1000元入厂。后又投资1000元，A厂将徐某的2000元作为股份。1996年，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换发了股票证，其时徐某2000元的股份共值14000余元。1996年改制后，先后有多名职工在不能退股的条款制约下将股份转让与他人，但未办理过户手续。1997年，徐某辞职做服装生意，将股权证交与陈某，并从陈某手中取走2000元钱。

    但当时双方对股权证问题未作书面说明。自1997年后，徐某的股份红利均由陈某领取，徐某未去领取。2003年4月，A厂再次改制，并清算了原有股份价值，收回原股权证，按股份现值以现金或欠条的形式退还给个人，至此，该股份已价值近4万元。2003年8月，徐某找到陈某要求还款2000元，并要求取回股权证明。陈某以徐某当时是将股份按2000元本金转让给了自己，拒绝将股权证明交与徐某，而徐某则坚持该股份证明为质押。至此时，该股权证明仍是以徐某名字记名。在取回无望的情况下，徐某起诉要求依法取回自己的股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