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岁的小悦悦先后被两辆车碾过，18名路人却无人施予援手，这一幕无法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沦为看客的国人面孔。今年是鲁迅逝世75周年，然而，经济高速发展外衣下的人情冷漠袒露人前，令我们陡然惊觉，原来鲁迅先生虽已离去75年，但他笔下的那些麻木的人们却仍活生生地奔走在这片土地上，而你我，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路人的冷漠，如今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省政法委官方微博上发出信息，“请停止冷漠，广东将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问计于民”。
立法，通常首先被人们想到用于谴责见死不救的行为。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网上盛传渔夫“见死不救”，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立法讨论。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见死不救入罪以及见死不救立法，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但如今的讨论却往往混同，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有个“法”字就对了。见死不救入罪，在国外确实有这样的立法先例，但这样立法都是有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及定罪前提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这种冷漠风气的形成，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也是很无奈的。见义勇为却被反口诬赖，热心助人未必善有善报，看多了看怕了，自然对各种“事故”多了顾虑。这种正常人的正常顾虑，如果被定位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刑事行为，显然是对刑法的滥用。见死不救若要入罪，至少在现阶段而言，相当草率。
至于见死不救立法，是不是对如今这种麻木风气的釜底抽薪之计，值得探讨。从根本上说，天使的归天使，撒旦的归撒旦，用法律来管制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乱。但是，在道德已经没有底线、丑恶没有止境的时候，法律“越俎代庖”似乎又成了唯一可以寄望的方式。即便如此，个人认为，见死不救立法还是应该慎之又慎。以小悦悦这事为例，事故现场恰巧有视频为证，这几乎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了，但是18个漠视的路人，我们能真正证明他真的“见”了“死”的，又有几个？他只要坚称自己没见，能奈几何？至于其他那些没证没据、没被拍下来的现场，就更加公说公有理了。对于这种“诛心”的规制，立法能否做到条件清晰，有巧妙的条文设置，并从可能的情况出发预设更多前提，决定着立法的成败。其次，我们国家目前最大的现状不是无法可依，关键是有没有真正考虑执法。这些“光说不练”的法不在少数，法是立了，但执法主体不明，执法程序不清，执法态度不公，结果立了跟没立一般，民众不信，恐怕连立法者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
为见死不救立法，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法子了。但是，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能力解决上述的这些立法问题，那么，法还是别立为好，省得为民众质疑司法公信力再添一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