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堪称顽疾，不仅经年未治，而且愈演愈烈。自上世纪末启动公车改革以来，历经十多年至今仍在路上。专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公车改革要有突破就不能让乘坐公车者制定车改方案。
天津“宝马警车”引公众围观
近日，“天津宝马警车事件”成为网络热点。网友将一辆周身带着公安标识的MIN Icooper汽车上传网络后，引发许多争议。
11月1日，记者在对天津交警部门的采访中了解到，该车系宝马中国公司免费提供给天津交管局作为试驾使用。
在照片中，这辆牌照为“津A 5345警”的宝马M IN Icooper警车停放在天津市塘沽交警支队大院内。照片一经发布，在新浪微博、腾讯网等各大网站，网友纷纷发问“好几十万的车，只有单排车门，交警用合适吗？“有没有经过严格审批，这不是浪费费纳税人的钱吗？”……车辆从何而来、是否公款购车、有没有公车私用现象，网友们对此表示种种质疑。
在天津滨海新区塘沽交警支队大院内，记者看到了这辆宝马警车。综合处警官王凯告诉记者，该车系宝马公司提供给天津市交通管理局，用于测试是否适合用作日常巡逻任务。天津市交管局于8月下旬，划拨给塘沽支队使用。该车自从到该支队，一直由警队民警驾驶，执行交通巡查、为车队开道等日常任务，并非支队领导专属，支队也没支付任何费用。
据了解，塘沽交警支队下辖6个大队，警用车辆50余量，一般以丰田花冠为主。从10万元级别的车辆一跃到30万元级别，确实让人感到新鲜。王凯表示，该车自从上路以来回头率很高，早前就曾有网友拍照并上传，“没想到这回真火了”。
据介绍，M IN IC ooper是宝马公司出品的一款小型跑车，新款报价在27万至36万元人民币之间，独特的外观、灵巧的操控性能和出色的安全性赢得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喜爱。但其高昂的购车费用、狭小的车内空间和较高的油耗水平，作为公务用车尤其是交警用车，还是让许多人感到不解。
违规现象频发折射车改艰难
“天津宝马警车事件”之所以受到围观，缘于近来频繁出现的公车违规现象。
10月25日，宁波一论坛网帖称，10月22日下午3点多，在宁波江北万达公寓5号楼下，一辆车牌号为浙B37635的城管执法车上装了一车家具，几个人正在忙着往下搬。很快，一则“城管执法车帮人搬家干私活”的帖子受到网友热议，数万名网友关注了该贴。10月27日，宁波市城管局发布情况说明，确认这辆城管执法车当时确实是在干私活。
在此之前的10月4日，网友在老挝旅游时发现一辆牌照为云E84547的吉普车，其车身上喷有“农业执法”字样。网友纷纷质疑，楚雄农业执法车国庆现身老挝是公车私用搞免费旅游。
随后，楚雄州委外宣办、楚雄州政府新闻办表示，驾驶云E 84547车辆的赵朝魏系楚雄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此次出境未向楚雄州农业局领导报告，属个人行为并公车私用。
更令人诧异的是，“车随官走”还竟然一度在湖北广水成了惯例。据广水市监察局副局长何艳华说，从2000年到2003年，有13辆公车被带走；2003年到2009年底，又陆续有15辆公车被带走。
广水市人大财经委主任马国庆说，据他了解，有部分将车带走的官员，将车给了亲戚用。
离开时带走车，到了新单位又配一辆车，于是带走的车就名正言顺地成了私车。更为过分的是，一些官员在知道自己要调走后，专门在临走前买好新车，以备他们带走。
一连串的公车违规案例显然放大了公车腐败对公众的伤害。
据近日《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进的联合调查显示，当接近2000名被调查者在回答“你身边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公车的情况？”这一问题时，有97.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
而这些案例的背后，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公车改革和治理的艰难。
公车改革仍在路上
近年来，公车违规的各类新闻热点事件一次次集中表达，使得公车制度备受诟病，从而引发了一轮接一轮的公车改革，但长期以来，形形色色的公车改革收效不大。
对于公车改革，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中国自上世纪末启动“公车改革”以来，历经十多年年，“公车改革”今天仍然在路上，还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比较之中，耗时之长，足够打赢两次抗日战争。从“公车改革”的曲折，民众可以感受到制度改革之难，远远难于技术手段创新。
为何公车改革这么难？因“一个人的车改”而被中国网民称为“中国最具个性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回答是：制订车改方案的人，都是坐公车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也表示，“让有权享用公车的人来制定改革方案，很难自己割自己的肉，只会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这样制定出的方案很难达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公车也是公款消费，如果仅让有权享有公车的人来主导改革，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其实，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回避不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干部的“利益”。公车改革真正的“难”题在于，“查”出公车违规能怎么样？
这些年公车改革迟迟没有多大进展和见到成效，或许症结正在于此。以前面提到的湖北广水为例，两年过去了，到现在只有少量辆公车被追回，其他公车仍然被调离广水的官员占用，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被追责。而带走公车的原广水官员，大部分为副处级以上官员，其中不乏原广水市的主政者。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即使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公车私用的现象，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监督的人处于权力的弱势，而坐公车的人一般比较强势。治不住公车实际上就是治不住权力。如果不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实现权力平衡、推动信息的公开，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
因而，中国最大的战略型民间智库公司安邦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公务车使用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天然反对公车改革。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使用改革的“雷声”会不断地响起，局部也会下些“雨点”，但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