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拄着双拐的残疾兄弟；忘不了,那左眼失明的善良大哥；忘不了,送我鞋垫的朴实大姐。”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生活,临行前,志愿律师马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马兰是司法部、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联合组织开展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志愿律师之一。
2010年7月22日,她和来自北京、天津、陕西、辽宁的11名志愿律师奔赴甘肃肃南、山丹、东乡、康乐、和政、张家川、两当等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历程。
甘肃省是西部地区欠发达的省份之一,全省86个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43个,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达到1200万人,占到总人口的42%。近年来,广大农村及城镇人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加,而援助资金和法律援助人才却十分匮乏。
来自陕西的志愿律师赵国强所服务的无律师县——两当县,地处甘、陕、川交汇处,当地群众打官司只能到邻县去请律师,而这样的无律师县在甘肃就有5个,只有一名律师的县有12个。
12名律师抵达各自的服务县区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志愿律师张小龙到肃南刚放下行李,立即参与到在县城举行的法律宣传活动中；北京志愿律师郝建平在甘南夏河县,克服强烈的高原反应,克服语言交流的困难,给农牧民普法、讲解法律知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志愿律师张浩办理在湖南省岳阳市长岭地区打工的康乐县农民工马明福工伤援助案件时,远赴湖南经过半个月细致的调查、取证,多次艰辛的沟通和据理力争,用工单位最终一次性足额支付了32万元的各项赔偿金。
在办案、咨询和法律宣传过程中,12名志愿律师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志愿律师赵国强告诉记者,他到两当县以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位受援对象甚至邀请他大年三十一起吃年夜饭。“在离开两当时,我将自己在陕西的手机号码给了许多当事人,如果他们需要,我还会责无旁贷地去帮助他们。”
一年来,12名志愿律师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95件,其中涉及农民工的69件,未成年人的25件,妇女的27件,残疾人的30件,受援对象473人,挽回经济损失861.2万元,接待咨询3669人次,代写法律文书403份,举办法律援助培训135场次,进行法制宣传181场次。
服务期只有一年,但援助之路依旧漫长。尤其是一个案子,从接收到结案,一审期限6个月,如果延期又是6个月。如何破解有限的志愿期限与无限的法律援助需求这一难题?
来自天津、服务于和政县的志愿律师刘家祥想出了一个办法:带学徒。在60多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他与实习律师朱湧一起办案,并手把手耐心指导。“我能够告诉他的,我都告诉他了。”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朱湧在办案过程中方式方法更加灵活,办案技巧逐渐娴熟。
甘肃省副省长张晓兰要求,省司法厅对所有来甘肃服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逐一建立专门档案,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为他们提供和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在办好法律援助个案的同时,注重发挥援助律师的传帮带作用,发挥其人才资源优势。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益未多次深入甘肃省高台、山丹等基层调研法援工作,关怀志愿律师,并解决实际困难。阿克塞县志愿律师刘明雷受伤后,甘肃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禄维指示送往医疗条件最好的专科医院治疗,并派专人慰问和看望。
在边远、偏僻的地区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与困难群体近距离接触,志愿律师深切地体会了当地群众维权的艰辛和对法律援助律师的期盼,这让志愿律师们对自己的职业、人生追求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个人的价值、一个律师的价值该如何定位、如何衡量?
马兰告诉记者,她从受援人无助的泪眼和紧握的双手中,感受到一种志愿律师的责任和担当:“不愿意躺在柔软的沙发里,算计着今天又赚了多少钞票,更喜欢走到乡间农舍,跟农民朋友聊聊天,说说话；不愿想着要住装修多豪华的房子,宁愿待在简陋的办公室接待遇到法律难题的群众；不愿整天坐在高档的写字楼里,穿着体面的职业装,只为一小部分人服务,更喜欢对在工伤事故中造成一级伤残、脖子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的残疾姐妹说些宽慰、鼓励的话语。”
志愿者的脚步并未停歇。马兰再次申请到西藏从事志愿服务,赵国强申请到陕西铜川,而张浩、牟进贤、张小龙选择延期服务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