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30日，河南洛阳嵩县，吕天喜展示释放证明书。 （CFP/图）
“法律程序不能停”
按照洛阳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说法，当时连抓获吕天喜的群众也发现此人不正常，并建议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实是吕天喜不仅被抓，还顺利通过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在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绿灯地进了监狱。
“压力很大，”2011年9月13日，洛阳市车站派出所民警郝建营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切看鉴定结果。”郝建营是吕天喜案的两名办案民警之一，他没有料到，自己三年前办的一起寻常的抢劫案，将可能让自己丢掉饭碗。
率先受到处理的是办案法官李洛伟。洛阳市西工区法院副院长刘春晓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李已经被停职检查，进一步处理将视吕天喜的精神病鉴定结果而定。
按照郝建营的解释，他是“正常办案”，吕天喜确实抢了五十多块钱，证据很扎实，不存在什么“替人顶包”。至于他是不是“二蛋”(当地方言，意指痴呆人员)，郝当时没看出来，所以也没有将他送去做精神病鉴定。他说，自己在以前办案时也从没将嫌犯送去做精神病鉴定。
郝建营承认，吕天喜当时穿得很脏，头发、胡子很长(郝因此将他的年龄多写了二十岁)，说话口齿不清，甚至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郝将“天喜”听成了“田星”，便以为这是其姓名，写在了案卷中)。但是，刑事诉讼法从没说，这样的人就非得送去做精神病鉴定。“抓一个就做一下(精神病鉴定)，那是不可能的。”
由于无法联系上家属，吕天喜本人又拒绝找律师，而“法律程序不能停”，所以郝建营只能按照“正常程序”将案子移交给检察院。
对于此种解释，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陈立成认为“无懈可击”。陈立成相信，当事检察官和法官很可能也采取同样的解释。“这是将责任化解到最小的最佳方案，”陈立成说，“按照这种解释，办案人员的惟一教训是精神病学知识欠缺。”
问题在于，出现在电视镜头中的吕天喜是一个连普通百姓也能看出来的“二蛋”。按照洛阳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说法，当时连抓获吕天喜的群众也发现此人不正常，并建议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实是吕天喜不仅被抓，还顺利通过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在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绿灯地进了监狱。
“如果真是水平问题，只能说明公检法人员对精神病的认识水平还不如老百姓。”精神科医生出身的律师陈志华说。
当地政法界一位人士如此分析吕天喜“被监狱”的真正逻辑：一是政法机关为完成上级“绩效考核”，将吕天喜逮捕起诉可以加分充指标；二是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的精神病鉴定经费，按惯例这笔钱由家属出，由于无法联系到吕天喜家属，公安机关又不想掏钱，于是只能让其走“正常法律程序”。
郝建营对南方周末记者否认当时办案有“指标”压力，但同时表示有些事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事实上，如果不是监狱为执行释放手续，在吕天喜入狱三年后查到了其真实住址，并通知到家属办理释放手续，那么吕天喜将很可能在出狱之后继续流浪，此案也或将永远石沉大海。
吕天喜的舅舅程建忠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在接到通知前，对于失踪的那个只会吃饭、不能干活且惹是生非的外甥，家人已经放弃寻找。
监狱里的精神病人
对于吕天喜这样的犯人，监狱除了面临“看不住”的风险之外，还有“放不掉”的压力。
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感到忧虑的是，精神病人被送进监狱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一家监狱，2005年我问的时候是三十多个(精神病人)，2007年再问的时候就成了七十多个。”
关押吕天喜的是河南三门峡监狱。据程建忠介绍，监狱通知他去接人的一位金姓狱警其实早盼着吕天喜出狱，“他跟我说，天喜在里面不仅不干活，监狱还得安排一个犯人照顾他。”不过，程建忠不明白，既然监狱能联系到家属，为何没有早通知，却在吕天喜刑期将满的时候才说。
对监狱接收吕天喜的做法，陈立成予以理解。陈立成认为，对于吕天喜这样的犯人，监狱其实不愿收。因为一旦出问题就要承担责任。
“但是监狱没有办法。”陈立成说。他打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把罪犯看作垃圾，公安部门是扫垃圾的，检察院和法院是运垃圾的，监狱则是垃圾箱，“前面几家都可以挑挑拣拣，监狱只能无条件接收。”
陈立成认为，对于吕天喜这样的犯人，监狱除了面临“看不住”的风险之外，还有“放不掉”的压力。据陈立成介绍，在某监狱，一位精神病人刑满之后，其家人不来接，病人也拒绝出狱，结果监狱只好在大墙之内监区之外专门找了个地方将其安置。“监狱变成了收容所。”陈立成说。
据了解，在三门峡监狱，吕天喜的生活显然要比在外流浪要好，以至于其本人也一度不愿出狱。出狱后没几天，他又四处流浪。媒体报道之后，法院担心再有闪失担不起责任，和家人一起马不停蹄地寻了两天，才终于又将其找到，立即送到位于新乡的河南省精神病院去做鉴定。
有洛阳政法界人士指出，对于监狱而言，问题在于在发现吕天喜是“二蛋”后，是否向作为审判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反映，如果反映了就没有责任，如果没反映就有责任。
有消息称，监狱查到吕天喜的真实住址，源于一次偶然：一个在监狱承包工程的人(另一种说法是监狱犯人)跟吕天喜是老乡，看到吕天喜坐牢后便向狱方反映。
程建忠说，他去监狱接吕天喜时，注意到其档案中写有“痴呆”二字。“这说明监狱也早发现他不正常。”程说。据他介绍，吕天喜天生如此，当地方圆几里无人不知。他的精神状况被认为跟遗传有关。村里年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概在五十年前，吕天喜父亲吕斗娃曾经“疯”过两年，当时情况比吕天喜还严重，“衣服都不穿”。后来吕斗娃不知怎么又好了，却只能聚一个聋哑女人为妻，后者在生下吕天喜不久即又失明，从此卧床数十年至今。这对赤贫的夫妻绝不会想到，因为一次离奇的入狱，他们的“二蛋”儿子正关乎一连串司法人员的命运，同时使外界再度关注饱受争议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体制。
事实上，精神病人被送进监狱，吕天喜案并非孤例。与监狱联系密切的陈立成认为，中国监狱里的精神病人比例约占五分之一，比正常人群高出百倍。据他透露，为了应对监狱中的大量精神病人，司法部一位领导曾提出每所医院配一名精神科医生，但鉴于经费和医生紧缺等原因，现实中难以实现。
苏州市广济医院精神科医生杜向东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该医院曾对监狱送交的34个犯人进行“服刑能力”鉴定，以帮助监狱决定是否对其采取“保外就医”。鉴定结果是28例被评定为无服刑能力——换句话说，这28人很可能与吕天喜一样是“被监狱”的精神病人。
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感到忧虑的是，精神病人被送进监狱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一家监狱，2005年我问的时候是三十多个(精神病人)，2007年再问的时候就成了七十多个。”
无法启动的精神病鉴定
同样是司法精神病鉴定，既可以成为精神病人入监服刑的依据，又可以成为其在服刑时“保外就医”的证明。
按照刑法第十八条规定，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具有刑事豁免权。吕天喜们原本不应该被送进监狱。
在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看来，将精神病人送进监狱的，是弊端重重的精神病鉴定体制。“理论上公检法司都可以启动精神病鉴定，但现实中是谁都管，谁也都不管。”刘锡伟说，“刑法第十八条被架空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该条被认为是精神病鉴定的最主要法律依据。然而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不把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视为“专门性问题”，从而拒不启动精神病鉴定。
中国关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第一部专门法规，是1989年“两院三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卫生部、司法部、公安部)制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不过， 该文件对于最重要的精神病鉴定如何启动问题没有规定，仅表示司法精神病鉴定“为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有关法定能力的科学证据”，但对谁为委托机关却未提及。在司法实践中，委托机关只能是公检法司等部门。
有意思的是，现实中对于司法精神病鉴定最积极的往往是监狱。接受监狱委托对犯人进行“服刑能力”鉴定，是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经常要做的事。按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鉴定专家的说法，这主要是为了帮助监狱“甩包袱”。
很多时候，同样是司法精神病鉴定，既可以成为精神病人入监服刑的依据，又可以成为其在服刑时“保外就医”的证明。在杜向东的论文中提到，34名犯人中只有14人在入狱前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这14人中有12人被鉴定为“有责任能力”。而他们中的多数在入狱后再作鉴定时，就变成“无服刑能力”。
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认为，实践中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误鉴率”在10%-30%左右。
1998年，卫生部出台《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该办法对鉴定程序作了规定，明确提出除了司法机关之外的单位或个人均可以提起鉴定申请。
不过，据多名司法精神病鉴定专家指出，该办法颁布以来一直形同虚设，原因之一是该办法由卫生部一家制定，违反基本立法原则，否定了1989年由两院三部出台的文件。
律师陈志华认为，在实践中，卫生部1998年的办法即便不存在立法主体争议，在实践中也难以落实。因为如果没有公检法的配合，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拿不到案卷等鉴定材料，也不敢接受个人的委托申请。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二二八决定)颁布实施，卫生部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因为与其存在冲突而彻底失效。此后，再无专门法规就精神病鉴定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由于无法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除了部分精神病人被送进监狱之外，也有疑似精神病人被送上刑场。2006年，陕西发生邱兴华特大杀人案，邱兴华被精神病学界普遍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学专家贺卫方等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对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并质疑将鉴定的决定权绝对赋予司机机关的合理性。然而邱兴华在未做鉴定的情况下被执行了死刑。
邱兴华案之后，相继有湖北熊振林案、贵州何胜凯案、福建郑民生案等恶性杀人案发生，杀人者均被专业人士怀疑有精神病，但均未做精神病鉴定即被执行死刑，其中郑民生更是在短短案发36天之后即速决。
“我们一直在说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刘锡伟说，“但实际上人们都站在强者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精神卫生法草案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相继出台，但两部法规均未涉及精神病鉴定启动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吕天喜的最终鉴定结果变数很大，“要看专家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实际上，对于任何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这都将是一个“烫手山芋”——要么得罪公检法，要么得罪媒体和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