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从令人敬畏，到众人爱戴之间，只隔着一个充满智慧的裁决。
没有哪个光辉闪耀的判决，不经历艰难的抉择、分娩的阵痛。4月15日，“专车第一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认为，鉴于双方对本案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争议较大，不适合当庭宣判，该案将择期宣判。此案受到大量专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的关注，法律界也对此案存在较大争议。
今年1月7号上午，使用滴滴专车软件在济南西客站送客的陈超，被执法人员查处，车辆被暂扣。陈超不服，申请听证，听证会后他还是收到了处罚决定书，被认定为构成非法营运，罚款2万元。陈超认为，自己不算是非法营运，运管中心也无权认定自己的车是黑车，于是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济南客运管理中心撤销处罚。
这个专车司机诉运管中心行政处罚不当一案，被媒体冠以“专车第一案”，能否拥有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量的智慧裁决？
4月12日，中国行政法乃至法学界的顶级专家聚集在燕园旁，参加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探讨“专车第一案”和专车在中国的法治空间。
查尔斯河上的第二座桥
19世纪的美国查尔斯河桥梁案，充满智慧的判决曾经改变一座桥梁、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面貌。这次判决的声音，继续回荡百年后中国北京的这场研讨会上。
波士顿有一条河叫查尔斯河，这条从市中心延伸到剑桥市的河流蜿蜒曲折，河面宽阔，两岸排列着哈佛，MIT和波士顿大学等名校以及摩天大楼，因此俨然成为波士顿的平面地标。
马萨诸塞州议会曾经通过立法，批准查尔斯桥梁公司建造一座桥，给特许经营，一开始给的特许经营是40年，40年没满的时候又把这个特许经营期延长到70年。
桥建起来40多年以后，由于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交通变得拥堵、不堪重负。这时候另外一家沃伦桥梁公司提出在查尔斯河上再建一座桥，马萨诸塞州也批准了。
查尔斯桥梁公司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提起诉讼。它认为议会给它特许经营，不允许在查尔斯河上建另外一座桥，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多数意见是，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新的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新的交通方式。第二座桥梁的建造，有利于人们交通的便利和经济繁荣。
大法官们同意，法律不应该阻碍这样的进步，当时的首席大法官罗杰·布鲁克·托最终做出裁决，驳回查尔斯公司的上诉。
这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因为它传达了一个最基本的精神，法律应该保护进步。如果不是这样，今天的波士顿将不会是美国的创新中心和世界级城市，而是一座堵城，或者无名小镇。
“今天专车的出现，就是中国这条查尔斯河上的第二座桥梁。现在监管碰到的问题是，我们容不容许它的存在，我们应该让它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在会场直言。
对于执法程序的争议
围绕“专车第一案”本身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程序层面。“按照道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4条，里面谈到处罚的情况，指的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如果我们严格抠这个字面，可以理解只是对运输经营许可有严格的规定，对车辆营运证没有严格的规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介绍说，“就执法的裁量幅度来说，是不是要对提供专车服务的驾驶人员进行接近上限的处罚，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杨卫东认为，执法人员的处罚行为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而《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二款规定处罚对象是“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车经营和租赁汽车经营的”，而陈超利用打车软件采用的是四方协议的模式，既未从事出租车经营，也不属于传统的租赁汽车经营，所以从目前来看要处罚理由比较牵强。
对于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陈超的代理律师李文谦对案件细节进行了阐述，本案中陈超与乘客的现场付费没有发生，网上的付费监管部门也没有查，完全是口述。并且监管部门并没有查实两个人的身份信息，监管对于陈超的行政处罚也只是针对本次行为，但在证据上存在问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表示：“本案中执法部门在执法程序和取证上存在问题，而且山东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态，今后要完善取证，特别是对处罚方面完善取证，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北京君茂律师事务所张明君律师表示要正确看待“专车第一案”，他认为：“在现有的法律下，我们希望裁判者能够考量它的智慧，如果说裁判得比较好，生效的法律判决对新事物的肯定，对专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即便是败诉，也不代表专车的不合法。我们期待有好的结果，但是对这样胜还是败，胜当然更好，如果败也不能够说否定专车发展的合理性。
边界或将到了被突破的时候
比起对于案情本身程序正义的探讨，对行政规制与专车经济的边界探讨引发了更多共鸣。
北大法学院博导蒋大兴提出了一个朴素的判断标准：“当市场有需求的时候，行政法无法消灭市场，尤其是市场的需求是合法性的需求的时候，比如说租车。一旦管制严，因为你供给不足，它一定会以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现行的法律规定里有着破除垄断、保护创新的依据。人大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顺认为，“我们的学界一般不太重视行政许可法第11条，强调的是符合客观规律性，要符合生态发展”，这与紧随其后的第12、13条，为行政许可划定了方向和边界。
过度强调行政规制，就不会有“万众创新”和“互联网+”。“余额宝最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打死，用二维码扫不安全也要打死，最后说淘宝卖东西没有工商营业执照也要打死。”中国社科院的周汉华博导列举淘宝的例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必须要更新观念。共享经济，为李克强总理所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可能。”
“四中全会有一个决定，新阶段，新时期的立法要主动适应，还要引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永远做小跟班还跟不上。”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莫于川指出，“面对这样的新事物，我们的态度，一是促进，二是规范。促进为主，规范跟进……过去的（出租车）利益格局必须打破。”
“监管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我们要保护技术的进步，要顺应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做它的反对者、阻碍者。”何海波教授提醒，必须记住这个最朴素的法理：为什么法治让我们满怀期待，因为她最基本的精神是保护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