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爆出好消息，经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一部象征人民权力的《民法典》呼之欲出，这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水平。新的《民法典》是一部人民的法典，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的立法表达。《民法典》强调民事权力和义务的一致性，将民事主体的活动纳入统一的民法规范之中，已成为我们民事权力的“宝典”。
有了这部“宝典”，法官判案有了更规范的法理基础;民事主体权力的张扬和义务也更加明确。《民法典》立法实体理论的确立，展现了我国当代法治建设的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好的“法典”，也需要有相适应的程序法来践行，更需要执法者恪守严格的法定程序。
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利与弊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自1982年3月8日颁布以来，历经了多次修改已日臻完善，在国家法治建设和民事诉讼审判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和理论体系，在司法实践中还需不断改革和创新。特别是《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程序管辖条款的利与弊，多年来在法学界颇有争议。
2011年6月，山东某市一个有着28万平方米的民生住宅在建项目，引发了百余起历经八年、至今未决的刑、民交叉案例。该项目被涉嫌犯罪的当事人，通过当地法院民事虚假诉讼审判程序非法侵占，导致600余户购房群众十年无家可归。目前，此案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真实的案例一再说明：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属地管辖限制”条款在民事司法审判活动中，受到了来自地方“地域性”、法院内部“系统性”、当地政府“行政性”的人为“设计”和干扰。以至于让受害人和社会弱势群体，无法跳出“三性”司法保护的“壁垒”。
下面我们从百余起案例中，列举出两则供读者思考……
案例舆情之一：
2014年3月，上述公司的股权和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职务等被依法变更后，仍然非法控制着该项目公司。犯罪嫌疑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假造了一张1390余万元的“借据”和一份没有标的额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同时加盖了被非法控制的项目公司公章，并为其设定了“投资”担保。
然后，债权人到自己户籍所在地法院进行了民事诉讼。庭审法官对受害人拿出原告没有借贷往来的证据，且说明假造的投资“协议书”没有标的额，该合同应为无效、“担保”亦无效的辩称理由不予理睬。最后以受害人有善意“让予”的法律因由，判定借款担保事实成立，最后该法院执行查封了该项目千万余元的房产。
受害人按法定程序二审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照一审判决书抄了一遍，继续维持原判;于是，受害人按法定程序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在程序内下了一份裁定书，以“该案不具备再审条件”为由，直接将“问题”严重的民事再审案件踢出了法院的诉讼程序。
这种明显的虚假诉讼案存在着法院系统内的“潜规则”。法院系统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大多不会逐级给下级法院和法官“找麻烦”。终究，法院要顾及社会影响，导致民事诉讼案中的虚假诉讼屡禁不止。
案例舆情之二：
2014年7月，该项目非法控制人，为了偿还高利贷，将此项目非法转让给一家有着国企背景的公司管理经营。该公司接手后，先以投资为名，签订了虚假投资“合作协议”;20余天后，又将“投资协议”变成了“借款协议”。
随后，该当事人在当地银行另立账户自己控制，并通过“投资”项目，与第三方施工单位、材料供应商等签订了数十份虚假“协议”，并将施工款、材料购货款通过自己控制的银行账户，转入被非法控制的项目公司账户内“过账”，再转给付款的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商。
后经审计证实，这家所谓的投资人，通过签订虚高出市场几倍价格的材料供货“合同”和虚假的施工造价“合同”等，将2000余万元的实际项目投资，假造为5050万元的投资。最后通过约定“管辖”的法院，提起了借款5050万元标的额民事诉讼，得到了当地法院法官一审判决的支持;二审维持判决。最终让受害人偿还不存在的“借款”本金加利息高达9000余万元。并将项目价值3亿余元的房产拍卖，后又轮后“超限”查封了40套再建房产，价值达3000余万元。
此案中，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利用当地法院的“地域性”关系，通过法官违法办案，达到侵占受害人合法财产的目的。而现行法律规定，虚假诉讼刑事案的管辖权，应由审理法院来确定。如果法官违法办案，受害人就会诉讼无门。
此案中，受害人如果可以通过有“选择权”的诉讼程序选择二审法院，就可以从诉讼程序上，躲避开该法院法官的“地域性”枉法裁判办案，其合法权益就会得到有效保障。
程序法要适应实体法的改革
司法的公平正义，首先是程序的正义。
由于《民法典》实施可期，让国内法学界、广大群众，对现行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的民事诉讼权力，从民法理论上也提出了诸多期待。有法学界专家指出：从民法理论上讲，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诉，法院按国家制定的收费标准，核定民事诉求的标的额已收取了费用，这应该算是完成了民事意义上的要约构件。对此，诉讼当事人的“权力”，也应该得到法律的尊重和包容性释放。
我们认为，应按照民法理论上主体地位和权力，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关民事上诉、申诉案件的属地管辖条款。不要从程序法上，将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力限制了。这种“属地管辖原则”，经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弊大于利。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滋长了地域性、系统性、行政性的司法腐败保护土壤，放纵了法官公法私用、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现象。我国的民事程序立法和司法改革，应该尽快突破这一民事诉讼程序管辖权的“瓶颈”。
建议在《民法典》实施过程中，也应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管辖权提出及时修改：保留一审民事案件现有的属地管辖条款;修改民事二审和再审程序内容中的地域性管辖条款。可先行从某一个地区做试点，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可申请法院通过全国或区域性中级法院“摇号”产生二审上诉审理法院;民事案件的再审程序也亦通过这样的“摇号”程序产生。当然，案件当事人也可以不申请通过这样的“摇号”程序，选择二审或再审法院。
这样的民事程序立法修改，就会促使法官更加审慎依法办案;限制了一审法官在行使“自由裁定权”时的“滥判”行为，从根源上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对二审民事上诉、再审申诉案法院的依法审案，剥离了“地域性”、“行政性”、“系统性”等干预司法的外在环境和条件，从诉讼程序上确保了司法公正。
通过设立、健全对一审、二审、再审民事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从而在司法程序上、制度建设上，确保了法官依法办案的质量。从而，既让民事案件当事人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诉讼管辖选择权，也给了法官一个风清月朗的司法审判环境，同时张扬了《民法典》民权至上的法律原则，更体现了宪法中“人权保障”的应有之意。
当然，修改《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管辖条款，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可以极大推动司法改革中许多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目前，我们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系统的队伍建设是好的，法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也越来越好，但还需进一步得到整体提升。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程序管辖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已无法再适应民事审判工作制度建设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能从司法审判的“程序法”上，着力改革、先行一步，从司法规范和制度建设上改革创新，“实体法”的实践就会受到地域性、行政性、系统性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工作的开展。
把民事程序管辖“诉权”还给当事人
倡导司法程序正义是法律的初衷。通过司法审判活动的实践证明，我们对民事诉讼程序管辖权提出修改，仅从地方司法保护和行政干预的层面分析，上述案例在民事诉讼审判活动中，出现的非法律情形不是特例;而从少数法官公法私用，部分代理案件的律师或当事人利用“脸熟”，成为司法腐败的“掮客”也是存在的。而改变这种饱受社会“垢病”的司法审判不公状况，实施这样的司法改革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案例中的司法审判活动没能让当地民生项目的“滥尾”楼重新建起来;更没有惠及民生。对此，人们就有理由质问：这样的司法审判行为初衷是什么，法律的社会意义何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司法改革“神秘化”，明知可为而不为，不能从程序上切断法官判案的“地域性、系统性、行政性”司法腐败“土壤”，那么，司法审判活动就很难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今天，我们把民事程序中的管辖“诉权”还给当事人自己选择，就会极大提高司法公信力，从而真正实现宪法所赋予的人权保障。
这样的司法改革在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权衡：新闻媒体人;曾任北京市经济法学会外商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秘书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