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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戈律师，汉族，中共党员，2003年至2007年在上海毅石律师事务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2000年 [详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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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作为刑事司法协助中央机关自2003年以来，共接收和发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达300余件，其中，不乏像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这样跨8年之久的金融欺诈和洗钱大案。”司法部司法协助与外事司司长郭建安今天在接受本网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
据司法部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共对外缔结104项双边司法协助类条约。其中，刑事司法协助条约49项，引渡条约31项，移管被判刑人6项，打击三股势力协定6项，绝大部分已经生效。除上述双边条约外，中国还参加了含有司法协助、引渡和被判刑人移管条款的28项多边公约。
在郭建安看来，为打击跨国犯罪，中国政府编织的“司法协助网”轮廓已经初现。
办理大批跨国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前不久，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在逃官员名录中，许多名字为人们耳熟能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日深渐广，对外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涉外民商事、刑事案件时有发生。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国内作案后逃遁他国或将巨额犯罪所得藏匿境外，有的则在国外犯有严重罪行，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副处长张坚说。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郭建安表示，打击跨国犯罪，开展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对中国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据介绍，近年来，司法部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其他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一道，利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了大批跨国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三种途径百余条约编织严密网络
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第一个生效的引渡条约。
“该条约将对中国追缉外逃犯罪分子、震慑贪官外逃、增强我国在反腐领域同欧盟国家的司法合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郭建安评价说。
据了解，目前我国对外开展司法协助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根据中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相互请求和提供协助；二是根据载有司法协助条款的国际公约相互请求和提供协助；三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个案合作，即与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关系的国家，根据国内法和司法实践，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司法合作。
“相比较前两种途径而言，通过外交方式进行司法协助只能在个案基础上进行，缺乏可预见性，能否成功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的国家关系。”郭建安指出，为建立稳定、可预见的、制度化的合作机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司法协助类条约的缔结工作。
有关数字显示，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框架下，我国可以分别同133个和147个国家或法域开展刑事司法合作。
“在国际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国内法律基础也在不断充实。”郭建安介绍说，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与外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进行了原则性规定；2000年颁布的引渡法确立了先进的对引渡案件的审查制度，为参与处理引渡案件确定了合理的职责分工；2007年施行的反洗钱法以一章的篇幅规定的反洗钱领域的国际合作，成为我国与外国就打击洗钱犯罪开展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
据悉，为了进一步全面规范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由司法部牵头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并已纳入今明两年立法规划。
“下一步，我们将呼吁建立刑事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定期磋商机制。就履行双边条约存在的成绩、问题、原因和改进措施进行定期的、多边加双边的磋商，以提高各个条约合作伙伴发挥条约的能力和水平。”郭建安最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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