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张小磊

　　“收了多少现金我不知道，但都吃饭用完了。”17日，“擦鞋救母少年”骆伟科的母亲结束第一阶段治疗出院。当记者问到捐款情况时，再次“激怒”了一直替骆家保管捐款的骆伟科的阿姨骆美娟。有记者保守估算，经骆美娟手接收的各界现金捐款超过20万元，但这笔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一直是个谜团。骆美娟回答很“干脆”———“现金是我拿了，收了多少我不知道，但都吃饭零花用完了。”

　　面对追问，骆美娟当场发飙

　　母亲的恶性脑瘤无钱医治，父亲又已病亡，13岁少年骆伟科只身来到广州，靠给别人擦皮鞋挣钱筹集母亲的手术费。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医院为骆母开设了专门的捐款账户。至8月17日，该账户共接收社会捐款466286元。

　　事实上，捐款还远不止这些。就在医院为骆母开设捐款账户同时，一直陪在骆母身边的48岁的妹妹骆美娟背着医院，自己也开设了一个捐款账户，并公布给部分媒体，随后，一部分善款打进了医院开设的账户，一部分则流入骆美娟的私人账户。

　　“少年擦鞋救母”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爱心人士，不少人前往医院看望骆母的同时捐款给她。仅记者现场所见，骆家接收现金捐款超过3万元的就有两次。此外，少年家乡所在的河源市及龙川县相关部门，也纷纷组织捐款，并将共计超过10万元的现金送到医院。所有这些善款，都由骆美娟保管。

　　两个月来，医院账户收到的捐款明细了然，但骆美娟开设的账户却一直是个谜。每当记者问及此事，骆美娟总是一问三不知。问几句还常常惹得她当场发作，指责记者“多管闲事，没良心！”昨天，记者再次问起捐款数目和使用记录，骆美娟只有两句话：“不知道”，“没有”。在记者的追问下，骆美娟突然声称所有捐款包括现金和存折，都交给骆伟科的姐姐骆倩萍了。但这一说法当即遭就在一旁的骆倩萍的否认：“我只收了一本存折，一大包现金都是阿姨保管的。”记者发现，存折内的善款有7万多元。记者再向骆美娟求证，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不要开销啊？现金是我拿了，收了多少我不知道，但都吃饭零花用完了。”

　　“这钱是捐给你姐姐看病的啊，你这样说、这样做，对不起那么多捐款的好心人啊！”一位来医院探望病人的市民忍不住对骆美娟说。骆美娟回应得也很干脆：”你可以去告我，让警察来抓我……”

　　律师认为，捐助人有权监管

　　给骆母的捐款，可以任由其家人使用而无法监管吗？律师黄荣生指出，对于社会捐款，捐助人有权知道所捐款物的使用情况，媒体也有监督的权力。对于不按捐款人意愿使用捐款的行为，捐款人可以采取报警、起诉等手段维护自己权利。但现实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

　　黄荣生称，骆家不公开受捐款项明细，显然会让外人产生各种猜疑。他说，这些善款其实是经媒体报道后，爱心人士直接或间接通过媒体捐赠的款项，公众与媒体有权知道真实数目，也有权进行监督甚至监管。

　　据介绍，爱心捐助是一种附带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其满足所附条件时，捐款的所有权才能让渡于被捐助者。如果这笔捐款受媒体宣传影响，又直接或间接由媒体作为募捐人，所得款项也明确已经用于病人治病，那么在病人病愈或治疗费已足够的情况下，媒体可以对这笔捐款的剩余部分按照捐款人的意愿决定处理方式，如退回捐款人或用于其他公益事业，都是合法途径。如果受助人拿了这笔钱用于其他用途，就违背了捐款人的心愿，捐款人有权予以收回。此外，对捐款的用途、去向和监管过程，捐款人享有法定知情权。“严格来讲，这些捐款是用于治病救人的，其他人无权在个人开销中支出。”

　　制度缺失，监督目前难到位

　　骆美娟之所以敢于如此漠视甚至是藐视媒体的监督，专家称主要是相关法律不健全所致。

　　据介绍，目前，我国虽然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至今没有一部社会募捐法。社会募捐不同于民法上的一般赠与行为，其主要是为了公益事业或救助灾难等特定目的，由特定的人或机构向社会不特定的群体发起募捐，并由受助人接受捐助的活动。由于其中有募捐发起人这一中介方(包括媒体推动)的介入，使得社会募捐带有某种“公行为”色彩，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性的“公民事行为”。因此，社会募捐这种特殊属性，且存在多重法律关系，决定了其很难完全用民法中的一般赠与法律规定来规范调整。可见，社会募捐不论从现实需要还是法律属性看，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立法完善，尽快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社会募捐法，对于保护捐赠人的爱心捐助，减少因募捐引发的矛盾纠纷，当能补正法律之缺失。

　　两个月前，《广州市募捐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拟规定“民间募捐应取得行政许可”，引发各方热议。广州中院行政庭庭长肖志雄认为，社会募捐活动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募捐状况的不公开和不透明，导致无法进行事后监督，也就引发了很多诈捐、骗捐的事件，伤害了社会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信心。他说：“设定行政许可不是限制募捐主体，而是扩大募捐主体。因为目前法律上的缺陷导致社会组织介入募捐活动缺乏法律依据，造成募捐主体过于狭窄，继而引起效率低下和腐败。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事业单位设立行政许可，对改善民间公益的法律地位、改变慈善事业效率低下和公信度不高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