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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被精神病人打死难获赔 事发地村委会称无责

时间:2011-08-27 08:52来源: 作者: 中国法律网
鲁振东在家收拾阳阳的遗物。本报记者 杨天啸 摄 鲁振东在家收拾阳阳的遗物。本报记者 杨天啸 摄

  今年3月中旬,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内,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手持两米长的铁棍追打一名村民时,在路口遇见了11岁男孩阳阳。男子持铁棍向其砸了十余下,阳阳因抢救无效身亡。施暴男子被鉴定为癔症性精神病,尚未找到其监护人。阳阳一家无法向直接责任人索赔,希望槐房村村委会能适当补偿。8月24日,村委会对此表示,他们并无责任。“谁能告诉我,我们家该怎么办啊?”面对索赔困境,阳阳爸爸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男孩被铁棍殴打

  村民金世彬记得,3月13日,天气阴霾,刮着大风。当天下午5点半,金世彬听到屋外有动静,出门发现一名全身赤裸的男子。他察觉到对方神色“不像正常人”,便大声驱赶,并拿出手机报警。“他抓起我家门边的铁棍就朝我抡过来。”金世彬说,那根铁棍是他刚买的,直径约两厘米,长两米。手机被打落在地,金世彬吓得边跑边喊:“打人啦,快报警!”他边喊边回头看,发现裸体男子离他约50米远,举着棍子边追边乱抡。

  跑了几百米后,金世彬回头看到,一名小男孩在田间骑自行车,骑到转角路口处时,和飞奔而来的裸体男子撞上。该男子大吼了一声,举起棍子就朝男孩头部重击,男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应声倒地,再没发出声音。

  因抢救无效身亡

  地头上,男孩的父亲鲁振东目睹了这一幕。他看到男子并未停手,疯狂地用铁棍击打儿子头部,“一连打了十几下,我感觉自己快被愤怒撕裂了,疯狂大吼着冲过去”。鲁振东跑到儿子阳阳跟前时,孩子已无知觉,耳部一直流血。三四个大人冲过去,夺过男子铁棍,用绳子将他双手双脚捆住。

  金世彬说,他急忙冲回家打电话报警,男孩被送到航天医院,后因伤势太重被转到北京天坛医院。男孩被诊断为:脑干、下丘脑功能衰竭,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颅骨骨折等多处致命伤。阳阳被抢救了一周,其间,他睁眼叫了一声“妈”便再度晕厥。这是阳阳说的最后一句话。3月21日,院方宣布,阳阳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行凶者系精神病

  事发后,行凶者陆某被警方控制。据了解,其是河北承德人,41岁。在阳阳被宣布死亡的当天,丰台分局做出了撤销案件决定书。原来,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陆某为癔症性精神病,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是处于幻觉妄想状态,无刑事责任能力。

  鲁振东的律师说,陆某的父母已去世,他唯一的妹妹已外嫁,目前尚未找到。“没有找到监护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家拿不到赔偿。”鲁振东说,家庭因阳阳的离开已支离破碎,且因抢救儿子,他借了几万元外债,家庭陷入困境。

  母亲难过哭坏眼

  亲眼看到阳阳被打死,使鲁振东在深夜常被噩梦惊醒,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发呆叹息流泪。阳阳的母亲哭坏了眼睛,她有时记得阳阳已经离开,有时又像完全不知情,在家里转着圈地寻找,或者在空旷的菜地里大声喊着:“阳阳,阳阳,回家了!”

  8月24日,记者找到了鲁家仅有十平方米的简易房。门口的菜地已荒芜了,菠菜早已没入杂草中。鲁振东坐在昏暗的房中,床沿发黑,周围落满灰尘。

  今年4月底,村委会收回了菜地,简易棚被停水停电,菜农们陆陆续续离开。“没水没电已几个月了,我们走几十分钟路去接点水来维持生活。”鲁振东称,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就是想找到个可以讨说法的地方。

  ■索赔困境

  行凶者已无单位

  律师说法

  律师认为,金世彬察觉到陆某精神不正常,未采取适当措施引发危险,在阳阳受到伤害时未予有效阻止,对此事负有一定责任;玻璃厂作为雇主,对职工没有尽到管理之责。

  5月底,阳阳的家属将陆某和其妹妹、邻居金世彬、陆某打工所在的玻璃厂起诉到丰台区法院,索要赔偿37万元。

  金世彬称,他也是被害者,当时被追打,只能逃跑躲闪。“当时也在大喊告知周围村民,在得知阳阳受伤后,我也及时打电话报警,我没有任何责任”。

  前天,记者找到雇用陆某的玻璃厂法人代表韩先生。他表示,陆某在去年曾在单位工作了几个月,当时厂方并未察觉到他患有精神病,“他在车间和员工生产玻璃,有人曾说过他有些反常,但并不知道他有精神病”。韩先生表示,去年年底,公司与大部分员工已解除合同,陆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和他没有劳动关系,我们并无责任”。

  村委会称无责任

  律师说法

  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康凯认为,村委会有联防队,在管辖范围应该加强巡逻保障安全,如果精神病人进入村子伤人,村委会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能因为是外地人就推卸责任,村委会是属地管理,不是属人管理”。

  阳阳的家属认为,在槐房村发生的命案,根据属地关系,他们希望村委会能给予一些补偿。鲁振东说:“村委会开始一直说,向上面反映反映,我们就没有将村委会作为起诉主体,希望进一步协调。”8月24日,槐房村村委会主任姚先生表示,村委会没有责任,索要赔偿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由法院来认定。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是我们的村民吗?”姚先生称:“就算你们来种地是有协议的,也只是种地的,没有别的。要是我们本村的村民把孩子打死了,那我们有责任,一个承德的外地人把孩子打死了,我们没有责任。”

  ■逝者

  哄弟弟的小哥哥

  前年,阳阳的弟弟出生,一家四口住在10平米的简易房中,父母睡在床上,阳阳睡在床边用木板搭的床板上。

  鲁振东说,他每次想到阳阳,眼前就会浮现出几个画面:凌晨3点,父母去新发地批发市场发菜,他躺在小弟弟身边哼着不成调的摇篮曲哄他睡觉;早上6点,阳阳随父母起床,挽着带泥的小裤脚、提着水桶给青菜浇水;每天上学前,阳阳会走到床边,“啵”地亲弟弟一口,再提着书包出门。

  鲁振东说,到了阳春三月,地头的菠菜已经又青又高,马上就要出菜了,他本打算等收菜卖钱后,就给阳阳买套新衣服,“孩子那套衣服已经穿一个冬天了,我还没来得及买,他就没了……”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王奕

| (编辑:S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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