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竟会淹了自己的家

　　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尽管重新住上了自家的房子，种上了自家的地，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踏实的感觉。

　　关于水库建设和移民的消息已经越来越明确地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年大坝修好了，水还要淹上来，我们还要移民。”何肇胜回忆说。

　　一些过去的线索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去青海之前，河床中间一直停着一艘大船，“现在想想，才知道是清河堤，准备修水库”。而何肇胜也想起，1958年前后，自己的老父亲一直在给修大坝的民工做饭。可当时老人一直以为，修大坝只是为了发电。

　　“谁能想到啊，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竟会淹了自己的家。”何肇胜说。

　　1964年，停工两年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何肇胜一家也再次成为库区移民。按照政府安排，因为水库的受益者主要是湖北省，所以由湖北省负责安置来自河南的移民，而何家也在这样的安排下搬迁到了湖北荆门。

　　如今，刚刚完成第三次搬迁的何肇胜总爱跟周围的人讲起当年搬迁的故事。那时，为了让移民工作顺利进行，县里专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搬家宣传队”，在每个生产队派驻两人，有思想不通的，“就给他解释解释”。

　　“真有人思想不通吗？”有人在一旁问。

　　“当然没有。”老人呵呵笑起来，“那时候的人胆子小得很，屁大点事谁敢问啊！”

　　1966年3月，何肇胜一家第二次踏上了移民的路途。身为生产队长，他随先头部队坐汽车提前到达，而家里的父母、老婆，还有年纪尚小的3个孩子，则与其他村民一起，先坐船再换汽车，足足晚了几天才到。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交出了生产队的拖拉机，交出了房屋的钥匙，甚至还把公社的10头牛都运了过来。

　　这一回，移民们很快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上一次“吃公粮”的支边青年了。国家补贴的粮款越来越少，后来干脆直接取消。而当地分配给移民的土地，或者是长势不好的瘦田，或者干脆不蓄水，没法栽水稻。

　　因为粮食不够吃，移民们只能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相互勉励：“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

　　更严重的是，在这里，移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侵入者”。接受移民的生产队社员曾经在何肇胜面前大声抱怨：“河南的移民是为了国家利益，可不能光让我们大队负担这些啊！”

　　连政府也无力协调这些矛盾了。在他们移民3个月后，“文革”爆发，负责丹江口移民工作的长江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被打倒，政府工作几近瘫痪。1967年，为了争夺水源，河南移民甚至和当地的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

　　“对方喝醉了酒，拿枪指着他(移民)的头。然后……就开枪了。”当何肇胜说起这些往事时，呼吸急促了起来。他停下来狠命咳嗽了一阵，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干瘪的脸涨得通红。

　　那段时日，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顿。家里孩子多，加上年迈的父母，却只有夫妻俩两个劳动力，每天白天黑夜地干活也完不成工分，哪个生产队都不爱要他。几年下来，何肇胜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些钱。

　　“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当时只想回家。”何肇胜说。他脸上原先那种骄傲的表情已经不见了，一种茫然的神色逐渐占据了老人的脸庞，很久都没有褪去。

　　这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严格说起来，这个时候，何肇胜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

　　可他还是想回去。尽管他知道，回到老家，肯定还要受好多罪。“受罪也要回去，至少我不用再欠生产队的钱了。”

　　在他之前，很多同村的移民早就背着被子，趁着天黑直接跑回了家。可何肇胜却想得更多。1974年，他给自己办了个假证明，在生产队办好了户口迁移的手续，才和全家老小一起，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

　　他认不出来这里了。住过的房子、锄过的田地、石桥、街道，还有村口标志性的“下寺”，里面漂亮的灰砖房、转角楼，所有记忆里的东西都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覆盖着自己对故乡全部的印象。

　　可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伤感。全家人在山坡上露宿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何肇胜就找到当年没搬走的的亲戚，借来工具搭起了一座简单的小草棚。后来，他又想办法找来些木板，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土地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对于这些偷偷跑回来的移民，县委书记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下最终拍板：可以留下来，但每个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开1亩地。

　　于是，那些远迁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这面名叫乔家沟的山坡上。解放前的何家庄、解放后的下寺公社都已经不见了，“沿江村”成了他们新家园的名字。

　　何肇胜的孩子们并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里。他们对“故乡”几乎全无概念，只知道“在荆门吃大饼，回来只能吃红薯干”。山坡上的田地种不了麦子，只能种玉米、花生，还有大片大片的红薯。每年收成后晒出的1000多斤红薯干，就是这一家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口粮。

　　如今，回忆起那几年，何肇胜发现自己几乎每顿饭都在吃红薯：蒸红薯、烤红薯、红薯汤，偶尔有些白面，也要把红薯粉掺进去，做成灰扑扑的红薯馒头。

　　“吃伤了，现在一看红薯就想吐！”他说。

　　可面对孩子们的抱怨，他总会耐心的告诉他们，这里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而且，红薯有什么不好？”何肇胜提高了嗓门，“南瓜、红薯、龙须草，这是我们淅川的三大宝呢！”

　　日子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慢慢过着。一开始，何肇胜在山上摘野果、抓蝎子蜈蚣，送到城里卖了，凑出孩子们的学费钱。慢慢的，他又把目光放到丹江水库，在水里支了一张小小的网，办起了水产养殖。

　　这片影响他整个人生的水库总算给他带来了些好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何家添置了捕鱼船，加上养鸡、养猪，生活不那么拮据了。1990年，何肇胜花了1万多元，把家里的草棚子重盖成了一排七间的红砖房，因为“盖了房子，才有人来给儿子说亲事”。

　　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何肇胜的父母、妻子相继去世，他和儿子、儿媳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做点农活，带带孙子。生活平静流淌，如同家门口平静的丹江水面。

　　国家需要你搬，你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

　　然而何肇胜始终清楚，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这样一直平静下去。当时的水库只有蓄洪发电的功能，要想实现南水北调，水库的大坝还要继续加高，水位也还要继续提升。过去的十几年，村里关于水库移民的传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1993年，何肇胜看着一群陌生人在水库边调查了半天，他知道，自己可能又要搬家了。果然，过了几年，正式的消息下来，第三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何肇胜回忆，自己听到消息的时候神色平静，仿佛只是听到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我对搬迁可没什么顾虑。”他说，“你舍不得可不行，就是金坑银坑，国家需要你搬，你的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

　　这一回，搬迁不再像前两次那样“突然袭击”了。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因为担心补偿政策无法执行，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也没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

　　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衰老像水库上涨的水位一样明显：他耳朵背了，讲话要大声喊才能听清；气管炎好像越来越严重，没说几句话就会抖心抖肺地咳嗽起来。前几年，他又在屋后的山坡上不小心摔断了腿，平常总时不时“钻心地疼”。

　　“我老了，可能撑不到搬家的时候了。”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这样说道。

　　可他最终还是等到了这一天。今年6月，当收拾行李准备搬家的时候，他不断劝说家里的人，卖掉院子里的树、水库里的鱼，还有捕鱼船和三轮车，“响应国家号召，轻装搬家”。

　　“简直搬家已经搬出经验来了。”儿媳半开玩笑地说。

　　这位75岁的老人几乎没有表露出什么“故土难离”的情感。听说身体不好的人可以坐着救护车提前5天搬家，他立刻报了名收拾好东西。可临走的时候，医生一检查，又建议他休养几天再走。“被打击积极性”的老人因此在家里发起了脾气，“像个小孩一样”。

　　儿子和儿媳总打趣他觉悟高，“比党员还党员”。何肇胜自己也时常说起，在青海当干部的时候没有入党，是“一辈子的遗憾”。

　　6月24日，搬家出发前两天，听说有领导来视察，老爷子又早早来到了沿江村村头的广场上。“我耳朵不好，怕离得远了听不清楚。”他说，“提前来能占个前排的好位置。”

　　几个小时后，河南省副省长刘满仓来到现场。登上主席台之前，他见到了站在台下的何肇胜。

　　“你搬家情愿不情愿？满意不满意？”刘满仓问。

　　“满意！我上过青海，下过荆门，还是这次搬迁的政策最到位，宣传最透彻。”何肇胜说。

　　他还记得，在青海的时候，自己一家5口人只能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里；在荆门，原定的建房标准没有执行，他们住的“统建房”仍然是土墙、木门，阴暗寒冷。这一回搬迁，总算不一样了，儿子在安置标准的基础上又添了些钱，买下了一栋170平方米的大房子。

　　“我还没看到这次的房子，但我儿子看到了，他很满意。”何肇胜有点激动地补充道，“感谢共产党！”

　　刘满仓听得连连鼓掌。在随后的正式讲话中，这位副省长还专门停下来，向台下这位一辈子都在搬迁的老人表示感谢。

　　只要对国家利益大，再让我搬家，我也会继续搬的

　　在辉县常村镇的“常春社区”，何肇胜的生活重归平静。移民土地还没有拿到，儿子儿媳抓紧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孙子孙女们也在新的学校里上学了。大部分时间，老人只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拖着自己带伤的腿，在社区里和邻居们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

　　他的故事比水库更加久远。按照族谱的记载，何家先人从清朝雍正年间来到淅川丹江河畔，随后在这里繁衍了200余年。不过，荆门那次移民之后，整个大家族的人被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从此分崩离析。而这一回的移民之后，何肇胜一家也被分隔得越来越远了。3个女儿或者住在海拔高的地方，或者住在县城，都没有选择搬迁，只有留在家里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搬了过来。

　　“年轻人，四处跑跑也好，反正现在交通也方便。”何肇胜说着，仿佛在安慰自己。

　　儿子儿媳倒是很怀念住了30多年的老家：那里有山有水，站在山上望出去，心情就特别好。刚搬来辉县市的时候，他们怎么都不习惯，总觉得到处都是灰，天空也是灰蒙蒙的，看不远，让人“心里着急”。

　　晚辈们总想带来些“家里的味道”。他们试着从老家门口移来一棵樟树，可最后没能养活。他们还带来了些老家特产的柏木，准备将来用作老人的寿木。因为何肇胜常说，搬来辉县市之后，自己总算能一劳永逸，在这里安稳下来了。

　　他们更想带来的是家里的水。儿媳妇总念叨，老家的水清凉凉、甜丝丝，从水龙头接出来就能喝，不像这里的水，怎么喝都觉得“辣嗓子”。可想归想，大家谁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喝上家乡水的机会。

　　就在他们新家不远处，一条刚刚挖好的河道从公路下方穿过。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那条改变了何肇胜一家人命运的丹江水，即将从水库中淌出，沿着河道一路北上，最终流到天津、北京。

　　“我们不指望北京人吃水的时候感谢我们。”何肇胜说，“只要对国家利益大，再让我搬家，我也会继续搬的。”

　　斩钉截铁地讲完这些，他颤颤巍巍地撑住拐杖，试了好几次，才勉强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如今已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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