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晶晶文并摄

　　自打从县城回来，当了就知道，转正的事又“没戏了”。

　　那一天，在河北省蔚县教育局里，局长温桂全正要打开会议室大门，突然听见有个声音叫他，他转过头，又低下眼皮，才发现拄着两根拐杖的郭省——他个头就像个学前班的孩子，还不到1.2米。

　　“我知道你，你是咱们‘南山两支花’嘛。”另一支花，说的是一位同样残疾的乡村教师。郭省都不知道自己竟得了这样一个诨名。

　　由于3岁时患上小儿麻痹，郭省的双腿长年蜷缩着，用他自己的话说，“正面看像X，侧面看像S”。1992年春天，初中毕业的郭省成为一名乡村代课教师，20年来，为了转正，他进县城找过很多次领导，但每次的结果都是“转正的可能性非常渺小”。

　　然而，只要郭省的拐杖咚咚地杵进教室，他身上的颓丧很快就被孩子的笑声一扫而光。

　　这个39岁的男子挺着身子，也只比学校里最小的学前班孩子高出半头，讲课时必须爬上一张长椅才能够到黑板。但孩子们却用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好词汇，形容外人眼中这个微不足道的代课教师：“最聪明”、“最勇敢”、“最棒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这一天太阳都走得特别快。”郭省笑着说。

　　郭省现在代课的宋家庄镇中心校大宁小学，地处偏远，距离蔚县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三年前，他坐着三轮车，成为这个山沟里唯一的老师。

　　像每个普通的清晨那样，郭省拉开抽屉，拿出一只银色的哨子吹了一下，声音不大，但足以穿透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他爬上黑板前的那张长椅，在这个高度，他可以看清楚自己的11个学生了。

　　这是三年级的语文课，要讲列宁与灰雀的故事。郭省站在椅子上，一手扶着桌子，“你们知道列宁是哪儿的人吗？”他试探性地问。

　　“中国的！”“山沟里的！”“大宁的！”4个三年级的孩子嚷着，一年级和学前班的孩子们低头写着作业。

　　“列宁是外国的，是俄罗斯的，原苏联的。”郭省耐着性子，解释了原苏联与俄罗斯的关系。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个公鸡模样的图案，“这是黑龙江”，他指着“鸡头”，扭过身子说，“这是俄罗斯，黑龙江挨着俄罗斯，就像对角沟和大宁挨着一样。”

　　实际上，孩子们口中“无所不知”的老师，从没去过俄罗斯，他认为列宁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就像他虚幻地把转正作为自己最大的愿望一样。

　　20年前，郭省第一次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站上讲台，是在他的家乡西水泉，一个尚未通自来水的村子。那时，村小唯一的老师要离开学校，村里的“文化人”郭省就此成为接替他的人。但当坐在台下的孩子透过讲台，只能看见郭省的眼镜时，他们忍不住一阵哄笑。

　　家长们也不买他的账。“他一个残废，会干什么”。班里的大男孩处处和他作对，一次上课，他从蹬着的椅子上摔了下来，台下的孩子笑得开心极了。

　　为了证明自己，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备课，并向同样是老师的父亲请教复式班的教学方法。那年期末考试，他带的西水泉村小平均成绩，比往年高了3分。曾经冷淡的家长开始主动找他谈孩子的学习了，他们还为他做了个特殊的讲台——只有床那么高，两边各有三级台阶。

　　学生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位在身高上比他们更像孩子的老师。他从来不凶他们，还能和他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下棋。他们记住了这位老师最喜欢吃莜面擦馍馍，最爱说的话是“好好学习”。当郭省再次从椅子上跌下来时，有人跑上去扶他，这一次，没有人再笑了。

　　20年来，郭省的工资从45元涨到了540元，辗转去过四所村小代课，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不到1.2米的身高以及双臂下的两根拐杖。他同时教授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科学、品德和体育……一个小学所能拥有的全部课程。

　　他不识五线谱，也没有音乐细胞，只能花8块钱买一张儿童音乐CD，放在别人捐赠的DVD机里，给学生欣赏。他没法和孩子们一起上体育课，就让曾经教过的大孩子从镇里小学学广播体操，教给体育课代表。有时，他帮孩子们摇大绳，这是他唯一可以驾驭的体育运动。

　　镇里孩子们有的，只要可能，郭省也不想让自己的学生落下。于是，这所只有11个学生的学校，有了升旗手、护旗手、体育委员、学习委员、纪律委员、音乐委员……腿脚不利索的他，还带着学生们去村边的小溪“秋游”。这场没有大巴车、没有零食，不花钱的短途旅行，对于郭省来说却是一次长途跋涉，他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孩子们一边埋怨他走得“太慢”，一边和他聊着天。还有人从树林里钻出来，脱下上衣装了满满一兜蘑菇，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

　　“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我的双腿、双手。”郭省说。

　　生活中，他也向往爱情。他曾和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女孩通信三年，两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每次都是厚厚一叠信纸，总得往信封上多贴一张邮票才行。但每月工资90元的郭省最终放弃了这段感情，“我连给她买双靴子都买不起”。

　　这个自称“没有资格动心”的老师，认为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时，内心才最安宁。

　　然而，从1999年开始，这种安宁被打破了。清退代课教师的传闻开始在山村里传播开来。在他身边，已经有几位老师陆续离开。一位常年挣90元的代课教师，走下讲台，去山上放羊了。

　　郭省害怕了，他拄着拐找到县政府，可一连三天，门卫都告诉他：“领导在外面开会，不在。”他没钱再住旅店，只好走了。

　　回到山村，村小也快办不下去了。这时，西水泉村只剩下3个适龄学生，郭省只能带着他们并入岔道村村小。

　　他最初教出的那批学生，大多已经工作，离开了家。曾在他课堂上对着干的男孩，只要在县城里碰到他就往他手里塞烟，“都是4块钱以上的好烟”。还有个外出打工的男孩回家后，买了鸡骨头和豆腐，硬拉他到家里吃饭。男孩开了一瓶啤酒，给从不喝酒的郭省倒了一杯，表示感谢。

　　这些温情让郭省在等待中找到了一丝属于老师的尊严与慰藉。然而，2005年起，清退代课教师的消息再次传来。郭省这次真的慌了，他又去县城找领导。在县教育局一位姓孙的股长那里，他终于看到了红头文件，“没戏了，肯定没戏了”，他嘟囔着。

　　但他最终还是忐忑地拄着双拐，出现在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外。他不想放过任何一丝机会，他还不死心。

　　接待他的是前任教育局局长葛祥。“葛局，文件我已经看到了。虽然我只挣90块钱，但我有这90块钱，就有碗糊糊喝，不至于饿死。”他的表情和音调里已经有了一种习惯性的谦卑。恳切的一番话，把局长打动了。

　　“只要我当这个局长，这碗糊糊我就给你。”临走前，葛祥向他这样承诺。郭省总算踏实下来，他的工资还从90元涨到了540元。没想到，两年后，这位局长却在家中自杀了。曾经的承诺成了飘在空中的羽毛。

　　实际上，那次谈话后不久，郭省曾应要求填过一张解决个人问题的表格，表格交上去后，却迟迟没有回音。一次，他在县城一家小饭馆里吃饭，偶然听见邻桌几个人提到他的名字。郭省支着耳朵听了一阵，说的竟是他转正的事。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曾有人提过解决郭省工作的问题，结果，一位县领导直截了当地说：“郭省转正太影响教师形象。”

　　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扎进了郭省的耳朵，眼前的那碗饸饹再也吃不下去了，他拿起双拐走了出去。“我就这么没用吗？”他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郭省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山村里。在这里，没有人会因为他的“形象”而轻视他。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还不时在生活上接济他。“他有耐心，孩子怎么叫唤，他都不嫌麻烦。要不是他，谁愿意来这地方？”在郭省的办公室兼卧室和厨房里，40岁的村民王建军正帮他切着土豆，听着女儿在隔壁的教室里念着列宁与灰雀的故事。

　　可郭省仍然放不下转正的事。当朋友建议他去城里见见教育局新上任的温局长时，郭省的心又动了，他和他的两根拐杖又一起进城了。

　　这一次，答复还是跟往年差不多。温局长告诉他：“让我给你转正，我没这个权力，等以后有机会，政府会考虑你的问题的。”

　　郭省有点死心了，“确实没有这个政策”，他表现得很是理解。

　　让他没想到的是，事情突然因为媒体的关注有了转机。教师节那天，宋家庄镇中心校的两位领导来大宁村了解情况，一开始，他还以为是来清退他的，吓了一跳。结果一周之内，县教育局两次承诺给他加薪，如今他的工资提高到1000元了。

　　“我现在教龄20年，如果转正了，能挣到2000块呢。”他心满意足地算着，仿佛转正的事情又有了转机。

　　9月19日，一个电话彻底打破了学校里的宁静。郭省接到通知，县教育局打算安排他到县城一所小学工作。两天后，会有一辆汽车把他从大宁村接走，三年前，沿着同一条路，学生家长王建军骑着三轮车把他接了来。据他猜测，县里受到了媒体的压力，“不敢让他再呆在这儿了”。

　　对于郭省来说，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尽管是否让他继续教课、是否能转正，还没有定论。但他却犹豫起来。“我很矛盾，我不想离开孩子们，孩子们也离不开我。” 

　　对于班里的11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讯。得知这个消息，教室里哭声一片。有个孩子悄悄地写了句话给他：“郭老师，求求您，别丢下我们。”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个老师，他们也不在乎这位老师到底是不是“正式”。他们看重的，只是和这位不到1.2米老师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

　　“看到这些话……我……”郭省哽咽了，他没有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