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

　　几年前，我们曾经在芬兰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许多非常友好的芬兰人给了我们无私帮助。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出来，对那些不认识的芬兰人，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感谢。

　　那年年底，我带队十余人去芬兰出差。那是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200多公里的一个小港口汉科港。我们的任务是开创一种新的运输方式，把采购的特大型货物装运到一艘大货轮上，运回中国。

　　地处北欧的芬兰，风景迷人，但冬季却是冰天雪地，有时漫天大雪，有时寒风凛冽。我们的装载任务非常复杂，在海上几天几夜的工作，对内对外的交涉和协调，耗费了我们太多的精力。还算顺利，终于按期保质的完成了任务。大部分同事随货轮返国，我和老耿、老李在码头上与缓缓离去的同事们挥手告别。之后，我们3人开车从汉科港返回赫尔辛基。谁知就发生了车祸。

　　在芬兰办事就很方便，我们开的7座面包车，就是到芬兰赫尔辛基下飞机后，用了几分钟时间租来的。老李是中远公司的处长，他有国际驾照和，常年出国，办理这类事很有经验。这辆车对我们在芬兰的工作可帮上了大忙。

　　准备返回赫尔辛基了，老李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老耿坐后座(我和老李系了安全带，老耿按中国习惯在后座没系安全带)。天阴沉沉的，风飕飕的，可能要变天。路面上结的冰更滑了。我们的速度不算快，60迈左右，后面芬兰人开的车不断超过我们，他们习惯了在冰雪道路上驾车。我将座椅后背放倒，半躺着，双腿伸直(这个姿势救了我一命，使我没受大伤)，我与老李聊着，防止他瞌睡……。

　　我们开出来时间不算太长，还没上高速路。突然，汽车开始打滑跑偏，眼见老李快速打轮刹车(应当点刹)，车先向右，接着向左冲去，我记得只来得及惊呼一声，就不知道了……。

　　我睁开眼睛时(可能昏迷了几分钟？)，看到汽车斜歪在左側路基下。我向左转头看老李，他趴在方向盘上，满头满脸的血，叫他，他已经不怎么动了。汽车的前风挡没有了(因老李开车姿势有点前倾，肯定是头撞的)；我右边的车门玻璃没有了，头右部和右肩膀剧疼，肯定是我撞的。我的腿和脚也很痛。我当年很瘦，还能慢慢的从右车窗爬出来。回头看见，老耿在车后二十几米的雪地里艰难的爬起来，大喘着气，他头上都是血。他是怎么从车里出来的？原来，车翻滚时，他是被甩，一头撞碎后排右侧风挡玻璃，飞出来的。因为汽车的其它风挡玻璃都是完好的，事后想想，后排右侧风挡玻璃那么小，他硕壮的身躯平时也很难钻出来呀。如果不是撞玻璃，而是撞在铁框上，那就惨了！他除了头破血流，回国后检查，还断了3根肋骨。

　　接着发生的事情，令我非常感动。路边已经陆续停下十几辆过路小车(很少有视而不见的人)，人们纷纷下车来救援。几个男人跑来，有的帮忙想救出老李，有的打电话，显然在报警；几位中轻年妇女过来帮忙，拿出纸巾给老李擦拭头上脸上的血。他们的表情是那样纯真善良，那样朴实急迫。他们没有任何功利和私心，这种场景是我从没想象和见过的。他们是谁？为什么停车？为什么关心毫不相关的车祸？不怕耽误自己的时间？不怕弄脏弄脏自己的双手和衣服？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真的出现了雷锋，白求恩……

　　也就几分钟或十分钟？救护车、抢险车响着警笛到了。下来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各司其职，也不研究讨论，当即用抢险车上的机械剪，剪开汽车前风挡框，拉开挤压的车头和右车门。医务人员先给老李带上脖套(保护颈椎)，再把他向右放倒，平躺抬出车来，放在预备好的担架上，运上救护车。整个过程像流水作业般的顺畅！在救护车里，我看见医务人员快速给老李捂上氧气面罩，输上吊瓶，救护车已经开向就近的医院了。到医院大楼门口，医护人员飞快的把老李推进去了。我因脚有扭伤，待我一瘸一拐到急救室时，老李已经在手术台上，切开气管了！整个过程估计20分钟左右吧。我看着一动不动的老李，捂着面罩，身上插了些管子，以为他完蛋了。想起多年在一起工作的感情，想起以后如何面对他的家人，我不禁失声哭泣。医生说：老李因口鼻大量出血，已经堵了呼吸道，再晚一点处理，人就窒息了，还不用说其它严重的创伤了。

　　都安顿好了，医院有人向我核实我们的身份。我拿出我的护照，但要老李的护照时，才看见老李是光着躺在手术台上，没有一点反应。他的护照应当在他的衣服里！但是衣服去了哪里？医护人员告诉我，抢救老李时，衣服已经剪碎扔到垃圾箱了。我去垃圾房，翻出老李的垃圾袋，一打开，羽绒服的羽毛立即飞了一屋子！原来，抢救老李是，为了争取时间，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扔掉了，我从碎衣服中翻出了老李的护照。芬兰是先救人，后查验伤员身份的！

　　如果不是芬兰好心的人们及时报警；如果不是芬兰急救中心这样的专业和敬业，医务人员规范和效率；如果医院再研究讨论，如果要先核对身份、先交钱，如果要先化验检查再进手术室……；如果再如果，十条老李的命都没了！

　　老李真命大啊！

　　我看见手术室里有部电话，拿起来就拨国内单位值班室，居然拨通了！我第一时间向值班的国棟和小孔同志报告了这次突发事件。当时没有手机，但那部电话是国际直拨，还免费！医生告诉我，直升机一会儿到，马上送老李去200公里外赫尔辛基大医院抢救。我很愕然，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国内……。

　　后来因为暴风雪来了，直升机来不了。医院救护车紧急把老李送赫尔辛基了，忘了带上我。我自己打的去赫尔辛基找医院，找到了老李。老耿在出事地点，自行返回汉科港口的旅店，第二天才赶到赫尔辛基与我会合(他不会外语，靠饭店的小卡片与外国人交流，真难为他了)。

　　老李的伤很重：头骨裂，致使右眼残疾；右小腿骨折，(在芬兰接好后，几年后才才拆除钢板；)其它内、外伤等。他昏迷了20多天，又经过半年才完全清醒。

　　开始几天，我和老耿天天去病房看望老李，医护人员给他换药擦洗是那么的无微不至。一位大妈级胖胖的女看护，非常慈祥的看着我们这几个外国人，握着没有知觉的老李的手，边抚摸着他的胳膊边告诉我们：他身体很结实，看得出经常锻炼；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很有希望醒过来；我们一起为他祈祷，祝福他。我非常感动，素不相识的芬兰医务人员，那么体贴关怀一个中国人，比对自己的亲人还亲！相比之下，在国内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在医院走廊里，陌生的芬兰人看我一瘸一拐的样子，告诉我：门口放着一些拐杖，你可以随便用，不用付钱，不用登记，你康复了，可以还回来。几天后，我拄着芬兰的拐杖，一瘸一拐回了国，一直没还，很不好意思。这根芬兰拐杖曾经有3位有需要的领导用过，他们只知道我有一根高级的外国拐杖，可能不知道它的意义。

　　芬兰人从汽车残骸里帮我们收拾了我们的随身物品：照相机，摄像机，钱包，手提包，衣箱等，一件不少！其中不乏贵重物品、外汇现钞和重要资料，如果丢失，那就很麻烦了。不能说谢天谢地，只能衷心感谢那些诚实淳朴的芬兰人(没有人趁火打劫占小便宜)！

　　芬兰警察局找我们核实交通事故的情况。排除了我们违规驾车(酒驾，超速等)，车辆故障和其它车辆违章的情况，给出了恶劣天气影响造成事故的结论(可是当天并没有封路，人家芬兰人都没事)。警察向我们描述了事故场景：汽车冲下公路，因最后是向右打轮，所以车向左滚翻，后撞一小树，反弹再撞另一树后，车正过来斜停在路沟下。所幸老李驾车的车速不快，路边的沟不深，否则后果更惨。因为车辆和乘员都按当地法律规定上了保险，所以一切费用(车款，伤员住院医疗费)不用我们管了。

　　国内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国家项目，所以有关领导立即派留美回国的医学博士田主任和老李的夫人赴芬兰，记得第三天他们就到赫尔辛基了！办理之快，十分罕见。

　　回国后我们向领导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主要领导充分肯定我们完成了很复杂艰巨的任务，为以后运输特大型货物开创了节省大量经费的模式(后来这种模式又运输了多次)；同时认为我们对交通事故的处理是得当的。

　　我们没有受到表彰，我很坦然；但我的同事有的受伤，有的还是留下残疾，我总觉得有愧于他们。

　　最后，感谢那些救死扶伤的中外医务工作者；也深深的感谢芬兰的“活雷锋们”！他们是谁？现在哪里？在做什么呢？我真的很想念他们！世界因为有了你们和他们才更美好，才更有希望！

　　2011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