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119名被掳劳工，写下35万字

　　□记者杜文育实习生马龙文图

　　核心提示

　　昨天下午，襄城县政协家属院王留柱家，新出版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摆放在案头。今天，当地政府将为这本书举行首发式。

　　“这本书，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个铁证。”满头银发的王留柱，轻轻拿起这本书，慢慢翻动着。他说，写这本书，用了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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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激励我走下去

　　1939年，王留柱出生在襄城县颍阳镇油房李村。1988年8月，他调入襄城县政协，任文史资料编辑。

　　“自费做这件事，主要是3个人激励、鞭策我。”回忆22年写书经历，王留柱神色坚毅。

　　第一个人是耿谆。1988年，王留柱就认识了时任襄城县政协副主席的耿谆。1944年5月，耿谆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俘，后被强征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做劳工。1945年6月，因不堪虐待和凌辱，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率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花冈暴动，震动整个日本。二战结束后，耿谆从监狱里被解救回国。

　　第二个人是山东省的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时，他还是个孩子。不堪忍受非人生活，他逃进了深山，一逃就是13年。直到1958年，他才被一个猎人发现，当时，他连说话的功能都丧失了。回国后，他和日本打了10年官司。

　　第三个人是河北省的马某，他和耿谆一起当劳工，曾被饿得吃死尸。

　　“他们的事对我触动很大……”王留柱说，“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让悲剧重演。”

　　2

　　三大难在路上陪伴我

　　【挤车】

　　坐坏两个马扎

　　“这22年，经历过的难处，真是一言难尽。”提起写书时所遇困难，王留柱说，第一难是经济困难。

　　从1988年开始，他坐汽车或火车，总在提包里装着一个小马扎，预防车上没有座位。20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河南省的每个县(市、区)，还先后前往山东一些地方。其间，坐坏了两个马扎。

　　早期，王留柱用笔记录，速度很慢。1990年，他花87元买了一个录音机，开始为劳工们录音。“音像资料比文字更直观，是有力的历史证据。”王留柱想录像，但买不起录像机。2005年，旅美华侨吕建琳女士结识了王留柱，被他的精神感动，赞助他了一台录像机。

　　由于时间久远，劳工大都上了年纪。他的采访无疑是和时间赛跑。目前，在王留柱记录的这100多名劳工中，仍健在的仅剩下30多人。

　　【寻人】

　　好比大海捞针

　　第二难是找人难。王留柱说，由于时间久远，很多劳工的信息模糊。

　　1991年，王留柱偶然得到了一本日本出版的《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记录》，上面有掳日劳工的姓名、籍贯等资料。他如获至宝，可其中资料也不全。

　　有个叫沈培章的劳工，但地址仅有两个字，叶县。寻找沈培章的经过，王留柱记忆犹新。

　　一次，他在火车上与一个年轻人搭讪，问“你认识的有没有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人？”“有啊，我舅舅姚富安就是。”年轻人答。王留柱登门拜访，结果发现姚富安是被日本人抓到了我国东北。

　　正当他失望时，姚富安的弟弟说，叶县城关乡有一个老头，在日本当过劳工。王留柱忙找到这个老人。老人正是沈培章，王留柱喜出望外。

　　【误解】

　　遭到他人白眼

　　“经济困难、找人难，都不算啥，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遭到人家的误解。”王留柱感慨。

　　2002年8月，王留柱寻访长葛市一名劳工时，先给劳工的儿子打电话相约。没想到，劳工的儿子冷冷说，“去日本那么多人，找俺爹干啥？”尽管如此，王留柱还是耐心做通了劳工儿子的工作。

　　铁证

　　新书出版发行

　　出版发行的《二战被掳劳工百人访谈录》，记录着119名掳日劳工的惨痛经历，凝聚着王留柱22年的心血。

　　这本书约35万字，500多页，记录了119名被掳劳工当时的悲惨遭遇。其中河南省有110名，山东省7名，河北省2名，101人有音像资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在为该书作的序中写道：民间多义士，热血写春秋。本书不仅仅是王留柱先生20多年田野调查的辛苦结晶，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又一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