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枚生 1942年出生，湖南沅江农民，曾是大队的仓库保管员，50年前卷入集体偷粮案，被判刑，一直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

　　■ 对话动机

　　8月21日，钟枚生再次去沅江市法院，询问自己所提请国家赔偿的事宜。

　　钟枚生曾于1960年，因“集体偷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认为自己没罪，在此后的50多年里，不断提起申诉，一直未果。直到去年，钟枚生在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意外发现自己早在1985年，已被改判无罪。欣喜之余，他为自己多背负25年“劳改犯”的称呼而悲愤，遂向法院提请国家赔偿。

　　钟枚生认为自己一辈子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他说自己好强，但很多事情，他都输在了这个身份上。

　　“我看到他每天不停地唉声叹气，这是他的心病。”钟枚生的小儿子钟天安说。

　　钟天安是在2010年4月12日，陪父亲到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时，发现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书宣告钟枚生无罪。而在1960年，他因“集体盗粮罪”获刑10年。

　　“如果早点看到这个无罪判决书，也许我后半辈子就要换个样子了。至少不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已经69岁的钟枚生感慨道。

　　“50年没停止申诉”

　　新京报：去年4月发现自己的无罪判决书，为什么最近才递交申请赔偿？

　　钟枚生：当时就递交了，但法院一直没有回应，8月2日是去再次递交。

　　新京报：听说你从1960年入狱到现在，一直在申诉？

　　钟枚生：50年了，我没有停止申诉。从进监狱开始，我就开始写材料，但是一申诉就被批斗。到了1963年，一个分队长看了我的材料和档案，相信我是冤枉的，就支持我申诉，后来也没有结果。

　　新京报：出狱后还做过努力吗？

　　钟枚生：有啊，我找了平反办公室，他们让我等，一等就是几十年。后来我结婚了，有了6个儿女，他们要读书、结婚，操心的事情多，我的负担也很重，没有多余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又申诉了？

　　钟枚生：等我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可以再申诉了。而且有一件事情激到我了。2008年，我跟邻居争宅基地，已经争了好几十年，是历史问题，有一个镇里的干部过来调解，他说我是服刑人员，不该多事，我一下就恼火了，觉得这么多年人人欺负我，瞧不起我，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

　　“没盗粮，被判10年”

　　新京报：50年前，你们大队为什么说你偷粮？

　　钟枚生：1960年，我是大队里的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我们生产队长，姓冷，年底的一天，他让我和另一个社员转移几百斤粮食，堆到别的地方，后来公社就说我参加了“集体盗粮”。

　　新京报：你不知道当时的转移就是偷粮？

　　钟枚生：当时是队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也不知道转移的粮食要干吗。

　　新京报：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说，你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当时你到底分没分到粮？

　　钟枚生：我一颗粮食都没拿。和我一起运的人可以证明，但他们都怕被卷进来，现在去找，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作证。

　　新京报：“转移粮食”的事情怎么被发现的？

　　钟枚生：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的受不了，有45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粮1512斤。公社发现后，开始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追查到你？

　　钟枚生：他们说我是保管员，必须负责，把我抓到公社食堂去审判，公社社长说我们家的成分是贫下中农，不好判，他们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地主”。

　　新京报：当时怎么判的？

　　钟枚生：当时认定那45户社员盗粮，是因为我盗粮的行为所引起，判我10年。

　　新京报：是这样吗？

　　钟枚生：当然不是。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都认定了，说那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

　　新京报：当时审判，你没为自己辩护？

　　钟枚生：说过啊，但他们刑讯逼供，给我戴手铐，问我招不招，不招就把手铐紧一紧。

　　“不能背着骂名死”

　　新京报：听说在监狱里你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什么心情？

　　钟枚生：没有什么感觉，她和我离婚是必然的。

　　新京报：心里是否会责怪她？

　　钟枚生：怪她有什么用？怪也是心里面，我在监狱里，就算怪又怎么发泄？没有办法。

　　新京报：后来你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钟枚生：那时感觉监狱里的生活比农村最苦的日子还苦。我做了7年木工，立过两次特等功，后来还立过不少大功小功，本来可以抵消刑期，但后来有人不同意，我还是坐满了牢，一共是10年零27天，数着日子过的。

　　新京报：出狱后，你怎么生活？

　　钟枚生：出狱时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那时我妈已经去世，我和我爸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有了孩子，想好好过日子，但日子没法过了。人人都歧视我，欺负我。

　　新京报：怎么歧视你？

　　钟枚生：这些年走在路上，我一直感觉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这是个劳改犯。我做什么都被歧视，出狱以后搞副业，在河里打点鱼，住在河边的人就会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我是劳改犯，要防着我进去他们家偷东西。

　　新京报：这种歧视是否可能是你自己多想了？

　　钟枚生：你不知道，村里一传十十传百，不好的事情一下都传开了，不光是对我，对我的家族也有影响，我有个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爸爸是地主，弟弟是劳改犯，升迁的事完了。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让你很受打击？

　　钟枚生：不止这一件，事情太多了。年纪越大，我越觉得难受，我得弄清楚，不能背着骂名死了。

　　“我要求赔偿”

　　新京报：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证明自己无罪？

　　钟枚生：这些年所有能交材料的地方，从地方到中央，我都交了，法院，市人大，信访局，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找了懂法律的人，帮我找一审判决书。

　　新京报：怎么找到再审判决书的？

　　钟枚生：直到我儿子去年陪我到沅江法院查档案，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边说对我宣告无罪，我才知道自己25年前就不是劳改犯了。

　　新京报：看到宣告你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你是什么感觉？

　　钟枚生：又喜又悲，50多年的事情一下全涌上来了。我19岁进了监狱，坐了10年牢，本来25年前就应该知道自己被判无罪了，人生有几个50年，几个19岁？当时我就拿着再审判决书，10多分钟没有说话，眼泪一直流。

　　新京报：判决书迟到25年，比坐牢更难受？

　　钟枚生：坐牢10年，我知道那就是10年。但为了证明清白，就不知道期限了，我一直在等，等的状态很难受。

　　新京报：当时没去问相关责任人，为什么25年前的判决书你们一直没有收到吗？

　　钟枚生：我很震惊，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就找法院，有一个副院长说，搞不清楚为什么没送到，当时不是他负责。不是他负责就不知道情况吗？以前的案子难道不会交接给下一任吗？

　　新京报：那你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

　　钟枚生：我找了好多地方，希望讨一个说法，但他们都踢皮球，转来转去。但我认为法院肯定是有责任的，应该给我一个解释。

　　新京报：8月23日，沅江法院给出回应，说可能由于人为因素导致判决书丢失，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钟枚生：我不能接受，如果真的送到了，怎么我们没有签字？如果丢了，法院为什么没有发现？为什么判决书好好地躺在档案室里，一躺就是25年，被我和儿子找到了？

　　新京报：将来怎么打算？

　　钟枚生：我已经在申请国家赔偿金，因为这股憋在我心里的怄气一定要出，但这不是我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需要国家来解决。

　　新京报：对国家赔偿金的数额有什么想法？

　　钟枚生：按照法律来，这个事情给我们家族造成了损失，给我个人也造成了损失，名誉费，精神费，该赔的就得赔。至于道歉，我也老了，迟到的道歉，没有用了。

　　沅江市法院：不排除人为因素失误 已成立调查小组

　　沅江市法院近日对钟枚生事件做出情况说明。

　　说明中称，据曾经接触过此案的退休法官秦阳春(现年73岁，1985年时任沅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回忆：1979年以来，针对在特定年代发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当时的沅江县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沅江县法院副院长许焕章(现已去世)是领导小组副组长。经过清理复查，共宣布平反案件上千件。1985年12月18日宣判无罪的钟枚生案件即是其中之一。

　　沅江市法院称，由当时的沅江县人民法院经手的类似钟枚生此类案件的改判有数百人之多，判决书的送达也应该会按照统一的程序与步骤进行。拘于当时的条件与工作方式，另外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从沅江县城到当时的白沙乡即需要经过两个轮渡)，判决书大多委托当事人所在的乡政府代为送达。由此分析，不排除由于当时的人为的一些因素(层层转送、相关被委托人失误)，致使判决书遗失。

　　目前，沅江市法院已成立了钟枚生事件调查处理小组。沅江市法院还称，将与当事人及代理人协商，建议采取正常的行政或法律途径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