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女嫌犯被放 母亲四处讨公道 三年来心结难开 女检察官助其走出阴霾

　　“如果没有她我活不到现在”

　　十年来，高秋红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在思念女儿的煎熬中度过的。

　　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可以忍心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她更不理解，明明“凶手”认罪了，为什么不能将其绳之以法？

　　她活在崩溃的边缘，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她想与“凶手”同归于尽，用自己的死来替女儿报仇。

　　幸运的是，她周围从来都不缺少好心人的帮助。一位与她同龄的女检察官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帮助她重生的旅程。

　　“如果没有她，我活不到现在。”高秋红感激地说。

　　谜案

　　挖掘半年女儿尸骨难寻

　　房山良乡后店村北小树林，高架桥上火车轰隆隆地呼啸而过，周围的新开发区正在盖房子，一道围墙与小树林隔开来，鲜有人经过。

　　树林里，几棵大树的树根暴露在外面，两只小野狗在旁边的垃圾堆寻找着食物。

　　高秋红跪在地上，用手挖出一个坑，把自己与女儿唯一的一张合照埋了进去。“孩子没了，就当她在这吧。”

　　以前，她常常一个人来小树林看警方挖掘的情况，四处打听案件的进展。“这片绿化带施工多次，中国移动和铁路都曾经在这埋过线，开发商盖房子垒过墙，时间这么久，尸体再找到很难了。”一个包工头对她说。

　　警方挖了近半年，仍旧没有找到刘婷婷的尸骨。因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琼和崇鑫未被起诉而释放，高秋红夜不能眠。

　　“女儿啊，你告诉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托梦告诉妈妈，你不出来，谁也没办法了呀。”她跪在小树林里哭。

　　然而渴望梦见女儿的高秋红，从未梦到过女儿。

　　她变得迷信起来，“我找人算阴宅、每年都给女儿超度，钱大把花出去，我一点不心疼。”她只希望做这些能让自己绝望的灵魂得到寄托。

　　她有时在家呆着，一天都不出门，捶着胸脯问自己，“难道我做母亲的哪错了么？早知道，我当初说什么也不离婚。”

　　除了后悔和自责，高秋红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一位八十多岁的邻居心疼她，握着她的手说，“孩子，你就当做了一场噩梦吧。”

　　然而，高秋红在这场噩梦中，一直无法醒来。

　　神殇

　　怕伤心不愿出门

　　从前一到母亲节，刘婷婷总会送礼物给母亲。如今，那些小杯子和小发卡还放在高秋红的抽屉里，她舍不得用。实在想女儿时，她就翻出来，放在手里摸一摸。

　　不想让娘家人担心，一开始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她也从不主动跟丈夫谈起心里的事，“所有的苦我一个人受着就行了。”她故作坚强。

　　有一段时间她不愿意出门，最怕参加亲友的婚礼，也最怕别人问“你的孩子多大了”。这些都会勾起她的伤心往事，“如果孩子还在，她现在已经当空姐了吧。”她难过地说。

　　有时候，丈夫前妻的女儿会到家里玩，跟爸爸撒娇，高秋红看见了就偷偷抹眼泪，“我女儿没有这福气。”

　　丈夫也知道她心里难过，常常带她出去遛弯，劝她，“看在我对你这么好的份上，你也一定要好好活着。”可每次散步她都失魂落魄，不自觉地往小树林的方向走。

　　为了给女儿讨个公道，高秋红踏上了申诉的道路。她开始自己研究跟案子有关的法律知识，她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有证人有口供，“凶手”还可以放了？

　　奔走

　　为女儿四处讨公道

　　从八宝山地铁出口到一分检几百米的路，高秋红走了几步便坐在路边，双手支起膝盖休息，再起身，还没走几步又要停下来休息。

　　为了女儿的事，她的身体垮了。

　　她来到一分检控申处，副处长苗京梅正好当班，接待了她。“看她第一眼，我感觉她就要崩溃了。她说如果法律不能主张正义，她就杀了他们。”苗京梅记得高秋红当时绝望的眼神。

　　高秋红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事，苗京梅低着头强忍着眼泪。不留私人号码给当事人的苗京梅破例给了高秋红自己的手机号码，“你随时可以给我打。”她心疼这个母亲，更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回到家中，苗京梅给女儿做好饭，端着碗，眼泪才扑簌簌地掉下来。看女儿有些担心，她说，“妈妈今天接待了一个阿姨，她有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儿，也学跳舞……”说着就搂着女儿大哭起来。

　　当检察官28年，这是她头一次为了一个当事人落泪。“不是做母亲的，真的很难体会那份痛苦。”同为母亲，苗京梅希望能把她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她从承办检察官李宏那了解案情，控申处也就此案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王化军副检察长听取案件汇报并接待了她。大家都想帮帮这位母亲。

　　求助

　　向女检察官倾诉痛苦

　　苗京梅也希望高秋红女儿的案子得以昭雪，但她知道法律对于证据标准的规定。她给高秋红讲黄河抛子案。

　　2009年2月，因12岁的儿子与继母不和，不堪精神折磨的男子樊兆焱亲手将儿子扔进黄河，随后自己也跳进河中。该男子幸运生还后自首，但孩子至今下落不明。樊兆焱的律师辩护时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认为法律上无从认定孩子已经死亡的后果。最终樊兆焱被判无期徒刑。

　　“黄河抛子案之所以能定罪，是因为樊兆焱曾留下遗书，并有人亲眼看到凶手抛下孩子。虽然没有找到尸体，但案发时天气寒冷，不会游泳的孩子被抛入黄河中心没生还可能了。”苗京梅给高秋红分析证据的必要性。

　　高秋红常常抱怨法律不公，苗京梅跟她解释，“一个人确实借给了别人两千块钱，但是没有证据，法律不可能知道他们之间的债务，只有证据，法律是证据支持下的正义，虽然这个证据也许跟真实的情况很接近，也许满拧。”

　　李宏也常跟高秋红解释，“(检方)不起诉不代表他们就没罪，一旦证据发生了变化，案子就会有转机。我能体谅你的痛苦，但是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错抓错判。”

　　渐渐地，高秋红明白了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只是她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个结果。无助的她只能想到极端的手段。

　　夜里一点，她给苗京梅打了个电话，哭着问：“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我一定杀了他们，我自己也不想活了。”

　　已经睡下的苗京梅赶紧起来安慰她，在电话的一端陪着她，一句话说到高秋红心坎里，“万一案件有转机了，孩子亲人都不在了找谁做DNA比对呀？”以后只有找苗京梅聊一聊，高秋红才能睡踏实，3年多来她们打了几百个电话。无论白天黑夜，只要高秋红想不开了，她就给苗京梅打电话倾诉，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把她当我亲人一样。”高秋红说。

　　释怀

　　“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能让女儿的案子引起重视，3年来，高秋红去司法局咨询，给政府写信，向市检申诉。

　　她每次行动之前都主动找苗京梅商量，她愿意用合法的手段解决问题。

　　有时，高秋红感慨自己也很幸运，周围有那么多帮助她的好心人。她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正式的工作，丈夫病退在家，靠低保生活。

　　派出所的民警为她介绍工作，她没有去，“我身体这样，做不好怕大伙为难。”

　　她的经历引起北京市检察院的高度重视，专门召开检委会，提出对她的案件进行讨论。市检的检察官与市局刑侦队的警官多次到挖掘现场及周围几公里进行调查，都没有新的进展。出于对一个执着母亲的感动，市检提出对她进行适当救助。

　　2011年3月，一分检为高秋红捐助了2.5万元的被害人救助款。

　　几天前，高秋红给苗京梅打电话，聊起自己一个朋友，被查出了乳腺癌。她自己身体不舒服去检查，结果正常，她才如释重负。

　　“我感觉我走出来了，我不能死，我要亲眼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她对苗京梅说，“我要好好活着，我就盼着，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近日，她向一中院提请刑事自诉，要求以故意杀人罪追究李琼、崇鑫的刑事责任。

　　祭奠

　　不敢独自祭拜女儿

　　2011年清明节，高秋红起了个早，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家门。

　　天灰蒙蒙的，她骑着自行车，抬头看了看密布的阴云，又努力蹬了几下，在离家不到2公里的后店村村口停了下来。再往北的小树林，就是被嫌犯供述的女儿尸体掩埋地。高秋红无数次地来过这里。

　　跨着车子，她望着前方犹豫了一下，掏出手机，给片警王宏龙拨了过去。“我想看看我女儿，你能过来和我一起去吗？”电话里的高秋红有些不好意思，“我怕碰见他。”

　　高秋红说的“他”，正是涉嫌杀害女儿的崇鑫。前几天，她在路上碰见崇鑫，得知他就住在附近。而李琼早已经搬走，不知所踪。高秋红其实不畏惧死亡，但女儿的死让她抑制不住内心里对崇鑫的恐惧。

　　电话那端的王宏龙很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陪着高秋红一起来到小树林。

　　时隔三年，当年挖掘的痕迹依旧可见，一直强打着精神的高秋红突然佝起后背，缓缓地跪了下来，两行眼泪浸湿了膝盖前的泥土。“女儿，妈妈尽力了，我一定把能走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不留任何遗憾。”

　　燃烧的纸灰同火焰一起狂舞，卷着边儿飘向树林深处。

　　记者手记

　　要带女儿照片去旅行

　　初见高秋红，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明黄色的短袖上衣，领口嵌着花边，胸前缀着一条银白色的转运珠项链。

　　这条项链花了她98块钱，没钱买白金项链，她挑了一条银的。“平时不戴，出门的时候才戴。”她声音略显嘶哑，长期的哭泣和倾诉让她快要说不出话来。

　　提起女儿，刚刚还微笑的她立刻紧紧抿起嘴唇，低头不语，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下来。

　　这些年，高秋红总觉得自己的眼泪快流干了，可是每说起女儿，那股悲伤总是没法阻挡。

　　她懂得感恩，在最悲伤的时候，嘴里还总是挂着“感谢”。

　　她对记者说她正在攒钱，“女儿一直想去故宫，我只带她到门口转了转。”她觉得遗憾，“以后我带着女儿的照片出去走走，我们母女俩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张爽一分检王潇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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