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尊合和受贿者的“合作”中，有着不为人知的“秘诀”。

    案发后，王尊合写下长达10页的悔过书，回忆自己如何从一名菜鸟医药代表，变成深谙行业潜规则，并打入各区县结防所的过程。

    王尊合自市老年病医院辞职后，曾在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做过油墨生意。2005年，他想到自己有一些朋友、同事分布在各医院和医药行业，便走上医药代理之路。王尊合的妻子没有职业，家有4岁的孩子，他做医药代理的收入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王尊合说，他接触医药销售行业以来，知道的竞争手段有现金返利、出国考察、帮医生发表文章等，被抓后他才知道这都是不合法的手段，“这种行规肯定有悖于现行的国家法律规定，但关键是现在社会的大气候就是这样。”

    自己行贿被抓，王尊合感觉“像中奖的概率，因为大家都这么干”。

    他和家庭为此深受其害，年迈的父亲听说他被逮捕后突发脑梗塞住了院，4岁的儿子和妻子也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我悔恨呀，医药行业销售的潜规则真是害人不浅！”

    他在悔过书里还表示，现在很后悔，认识到这种行为扰乱了社会商业秩序，干扰医生用药，纵容医生犯罪，给国家和患者都带来不应有的负担。

    王尊合认为，要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光靠打击像他这样的医药代表和一部分医务人员，根本不能根治。他觉得第一应该把药价降下来，第二是提高医生的思想认识，如果医生都坚决不收药品回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揭秘行业黑幕

    回扣高达药价四成

    2005年，王尊合入行时，从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到了“劳克”结核丸，便给厂家打电话联系代理，这种结核丸出厂价是12元/瓶，在北京市场的中标价（即采购价）是57.4元，医院零售价是66元/瓶。

    王尊合说，税收、商业公司的利润、销售费、他个人的利润和给医生的回扣，都从中标价和进价的差价里出。他给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的回扣一般在每瓶15元，有的医疗机构把钱返给单位，单位再往下给医生分，有的直接返给个人，其中7元给开药的大夫，8元给负责人。因此，药品回扣可达药价的四成。

    王尊合称，他给自己定的净利润率在零售价的30%到40%间，每瓶的净利润能达到17.4元。王尊合计算，案发前他销售的“劳克”结核丸销量已达30万瓶，按此计算他能挣500多万，但是存在回款慢等因素，他5年挣了150万左右。

    王尊合甚至在悔过书里特意提到，昌平结防所是最不好结账的单位，案发时还欠着30多万元货款没结。

    不给回扣销量不好

    王尊合说，虽然有正当的宣讲、介绍药品等形式，但这些都达不到竞争的效果，真正的竞争还是背后的“返利”。他也不愿意给回扣，总觉得这种返利方式不妥，但是他发现售药不给回扣，虽然药价相对降低了一些，但销量不好，因为同类的治疗结核病药品有很多，如果不给回扣，药很难被购进；就算被购进了，医生在开处方时也会选其他回扣更多的药品。

    王尊合说开始他去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推销，找到两个主任让他们提出用药申请。经过正常程序，结核丸通过医药公司顺利进入胸科医院销售。药品进入医院后，他在开展药品宣传工作的同时，按照向医院销售的潜规则承诺医生每开一瓶给15元的返利。看到对方接返利接得坦然，“自己也就给得安心一些了”。他说因送返利及时诚信，药品销量顿时大增。

    宣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原所长王金玲是个人受贿中金额最高者。目前，她已因受贿49万余元获刑10年半。

    案卷材料显示，根据该所的药事管理制度，每增加或更换新品种药时，都由科室负责人提出初步意见，再经药事委员会批准。实际上，王金玲作为所长兼药事管理小组成员，在药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进王尊合的结核丸时，顺利获得通过。

    受贿者大多数都是结防所（科）的一把手或二把手，一般都在药事委员会上拥有决定权，只要提议基本都能通过，因此药事管理制度可谓形同虚设。

    而集体受贿的医疗机构也把回扣当成了日常收入的一部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原主任高孟秋回忆，王尊合把结核丸推销到他们医院以后，每隔一个月或两三个月就会送来装有现金的信封，一般信封内装有三四千元或更多，有时写她的名字，有时写科里其他大夫名字也由她代收。

    高孟秋称，她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钱，收到钱后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用于科室吃饭、买东西、买购物卡等，有剩余的钱就平均分给科室的12个大夫。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