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地沟油犯罪最高可判死刑”引发社会关注。两会上，这一话题再度被聚焦—— 食品安全犯罪，用“重典”正当时?

　　【新闻回放】

　　今年2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对生产、销售“地沟油”的7种情况明确定罪量刑标准，并指出凡是涉地沟油犯罪，“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地沟油犯罪最高可判死刑”的解读，呼应了很长一段时间来人们对食品安全犯罪量刑过轻的不满。今年“两会”，关于食品安全的种种奇闻怪状仍然被代表委员们挂在嘴边：鸭蛋中有苏丹红，火腿中有敌敌畏，牛奶中有三聚氰胺，汤圆中有创可贴……牵涉其中的既有小企业小作坊，也不乏身价不俗的大企业、“龙头企业”。

　　“违法犯罪成本太低、法律威慑力较弱，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事实。我们国家在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方面的不足应当引起重视。”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市委副秘书长李逸平在相关议案中表示。

　　事实上，此次两会，学习投资 。你看网络创业。提议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用重典”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

　　【会场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加强食品安全管控。高天乐认为，从此前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到最近的水饺“细菌门”事件，很多本该有非常高的质量标准的“行业龙头”纷纷卷入，“食品安全的违法成本较低是一个重要原因。”

　　惩罚太轻，隔靴搔痒?

　　高天乐在提案中给出两个数据：“近期市进行食品安全整顿，共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件，罚没款4057万元。据此计算，每起案件平均罚款仅2684元。”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货值金额十倍”或“十万元”已是罚款上限，高天乐表示，罚款不能伤筋动骨，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另起炉灶。这样的惩治恐怕只是“隔靴搔痒”。

　　李逸平则在有关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的议案中指出，现实中，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发生多、查处少”，“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多，惩治违法犯罪的少”，“司法机关立案少，适用危害食品安全罪惩治的更少”。

　　刑法规定了两个有关食品安全的罪名：第143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去年5月开始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这两条法规作出修正，提高了适用刑罚的起刑点，扩大了可以适用加重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情节范围等.今年2月，针对地沟油犯罪，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依法严惩。这些都被视作对食品安全犯罪“重拳出击”的信号。

　　但全国人大代表张喆人认为，专项整治固然有效，但食品安全问题面大量广，不可能每遇一个新问题就出台一个新通知，“事后整治不如事前防范。”他认为，在食品安全领域，目前的法律由于量刑过轻，预警功能比较虚弱，有必要从刑事责任追究方面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违规企业的预期成本。

　　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全国人大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体系。

　　目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体系。张立勇认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了严重危害，网上创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更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

　　张喆人认为，目前至少应该调整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条文的适用机制，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他建议借鉴“醉驾入刑”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故意实施危害食品安全，且危害后果严重、危害面广的违法犯罪行为，提高量刑幅度，凡无法适用《刑法》第143条、144条但社会影响恶劣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

　　张喆人还建议增加资格刑，在对行为人以食品安全犯罪定罪量刑的同时，把他们的犯罪记录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并规定在行为人服刑完毕后的一定期限内，禁止其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他说：“增加资格刑，目的是为食品生产和销售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我甚至认为，对一些有前科的人，可以看情况‘彻底拉黑’。”

　　倡导“行刑衔接”

　　2008年，上海浦东等地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由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共同建立了“行刑衔接网络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行政执法机关可以把案件信息录入平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案件做审查，认为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由侦查机关立案查处。

　　把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的工作相衔接，叫做“行刑衔接”。作为2011年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食品安全管理”专题调研组的召集人，全国人大代表李逸平、张喆人、李斌都认为这是启动刑事程序和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环节。

　　张喆人告诉记者：“很多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已经违反了刑法，但行政机关执法处理后，不会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把这些信息及时传达到司法部门，就可以进一步追究责任，也减少惩处犯罪的社会成本。”

　　“从浦东这个平台的运行情况看，实际效果还要提升。比如有的地方光把已经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信息录入平台，导致其它大量仅被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录入。”张喆人表示，根据去年调研的结果，他们已经专门提交议案，建议进一步做好“行刑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