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入刑：能否一劳永逸？

　　2010年12月29日，为了讨回自己的26万元血汗钱，20多名农民工在河南郑州佛岗新居小区门口摆出了一个“心”形，称民心工程让他们“心碎了”，希望“以这种文明的方式，换起拖欠我们工钱那些人的良知。”

　　不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即在年终会议上“发飙”：“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

　　据了解，我国大约有1.5亿左右农民工，每年年末都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屡禁不止。

　　这也同时让我们想到了2010年9月全国总工会新闻发言人李守镇所言，他当时认为农民工讨薪难、维权难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欠薪现象长期得不到根治，而关键在于企业主欠薪成本低，惩治尚未触及其“痛点”，因而应当加大对欠薪者的惩罚力度，并重申了全总对“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的态度。

　　但当《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将把这一建议写进去的时候，却似乎没有像之前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引来一片叫好声，反而遭到了质疑。

　　无益于消除“恶意欠薪”

　　此前有评论认为，恶意欠薪之所以如此猖獗，其深层次的原因显然在于对这种行为的“严打”不够，尤其是在法律的层面追究不够。该评论指出，如果从法律角度介入，对欠薪者实施重罚，并对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恶意欠薪者追究刑事责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尖锐矛盾。

　　但此种说法遭到了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鹿帅的反对，他指出，即使恶意欠薪入刑，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恶意欠薪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道理很简单，杀人在各国、各个时期都是犯罪，但每天仍有人被杀。善良的人有感于劳动监察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力，便试图借助国家公权力进行救济，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社会弊病，但实际上落入了重刑主义的圈套，犯了“刑罚万能”的幼稚病。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律师也对“恶意欠薪”入刑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恶意欠薪本质上是违约行为，而在私法领域我们可以利用的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尽，我们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社会保证体系及工会系统建设上仍大有可为。刑法的过早介入，中医能治好糖尿病吗。不仅会破坏现有的私法关系，也可能阻断当事人通过私法手段获得救济的可能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劳动关系教研室主任林燕玲颇为肯定这种说法，并表示，对比一下合同风险防范。欠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地方的劳动监察、执法不到位，我们的法律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法律重复制定，却得不到执行。

　　另有学者也表示，即便“恶意欠薪”真的进入了刑法，也并不意味着执法部门的打击责任由此减轻，“恶意欠薪罪”只是依法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最后手段。

　　无益于保护弱势群体

　　当我们说到讨薪时，往往首先联想到的是农民工，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其利益最容易受到损害;但他们同时也缺乏法律意识，而且往往因为无法负担高昂的律师费而丧失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甚至，他们会为了那些为数不多的薪水付出健康、付出生命。

　　李守镇提出议案的初衷也正在于，希望能借助刑法、借助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来平衡劳资双方悬殊的地位差异，改善劳动者的弱势情况。但日前有专家指出，“恶意欠薪”入刑不仅无益于改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还有可能让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讲师罗翔认为，“恶意欠薪罪”的标准并不明确，什么叫“造成严重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需要明确界定。

　　而上海律师协会业务研究和培训委员会副主席斯伟江指出，这个“严重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如欠了很多人的薪水，或者有人为讨欠薪跳楼了。

　　“欠了一千万薪但无人跳楼，与欠了一千元薪但有人跳楼，你认为哪个后果更严重?”罗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求具备严重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理性地寻求解决，就无法得到公权力机关的救济，从而维权艰难;如果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公安机关就会介入进来，帮助自己讨要薪水。这种规定实质上是鼓励劳动者采取非理性的方式。”

　　“即使采取非理性的方式也并不一定就能获得公权力机关的救济。”斯伟江针锋相对，脑瘫有哪些常见的病因。“因为对方的辩护律师会提出这中间缺乏因果关系，毕竟跳楼并不是讨薪的普遍做法。”因此，最终是跳楼也好，自残也好，后果是严重了，但法律并不能算到公司老板头上。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劳动者的弱势状况都不会得到改善，甚至客观上还会进一步恶化。”罗翔总结道。

　　链 接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三十九条：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笔者注)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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