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授权发布】 《星期五》：处理纠纷是否有固定的法律依据？

杨立新：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律标准是一个颇具的问题，无论是在法学界和医学界都很难达成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医患纠纷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医学界主张，严格按照专门的法规《条例》，不是司法部门不应处理；法律学术界、司法界则认为，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医疗行为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只要医疗部门存在过错，并对造成损害，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消费者协会和广大消费者则主张，患者的就医行为是一种消费行为，因此可按照《消法》的规定处理医患纠纷。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可按照合同纠纷处理，因为就医行为是患者与医院签订医疗服务合同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属于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星期五》：那么这几种法律法规之间有没有联系呢？

杨立新：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是有交叉的，而且存在着细微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围绕医疗事故而言的，其中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赔偿标准，法学界多数人主张，医疗事故的赔偿属民法范畴，应由民事法律调整。《条例》是行政规范，不能对赔偿问题作出规定。卫生界则始终坚持认为，因医疗纠纷引起的赔偿责任，应考虑到医学上的特殊性，在《条例》中规定赔偿的最高上限。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在处理医患事故时使用较多的还是《条例》，由此所产生的矛盾就是：《民法通则》或是《消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或是消费者的利益，他们可据此获得较高的赔偿金额，而《条例》则规定了赔偿金额的最高上限，等于是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医疗机构。

《星期五》：医患纠纷的确是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最后都进入漫长的法律诉讼程序。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一项新规定，被称作“举证责任倒置”，曾在司法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这项规定对解决医患纠纷难题有帮助吗？

杨立新：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与一般的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应的一种特殊规定。“举证倒置”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作为一般患者没有必要去都把它们搞清楚，但是它对患者这个弱势群体的保护确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一规定，患者如果认为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具有过错而提出诉讼，医院就要为其没有过错作出证明、辩解，如不能证明，法院就会使用过错推定原则，推定医院有过错，并判定其承担责任。

说到这一规定对处理医疗事故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我想现在就下结论可能为时尚早。客观地说这一规定的确有利于患者，但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比如说的消极治疗和过度自我保护，前者的危害自无须多说，后者的视频聊天危害则是被强加于广大患者身上的，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到医院治感冒，过去很简单，开几片药就行了，现在呢，医生会让你做一系列的各种检查，然后再诊断。这就是医生过度自我保护的体现，它让广大就医的患者多掏了本不需要掏的钱，在利益上受到了损害。

所以我的观点是，在处理医疗事故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医患之间的平衡关系，既不能过多地倾向于医院，也不能过分地倾向于患者。我们现在还处于探索时期，对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研究。

■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