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告人只是提供了同案犯的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了其与同案犯用于联系作案的电话号码、谋议地点，而没有当场辨认、指认同案犯，或者没有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将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或者没有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同案犯的，按照《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是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的。例如，被告人杨某某、常某某共同实施抢劫后，逃离现场至外地躲藏。由于二人经济拮据，经商议决定由常某某先同家乡筹措钱款，再将钱寄给杨某某。常某某在回家途中被公安机关在火车上抓获，常某某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杨某某的联系方式，厂房转让合同范本。由于杨某某本人没有手机，常某某所提供的是与杨某某共同躲藏时杨某某所使用的其女朋友的手机号码。后公安机关根据该手机号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抓获了仍在外地躲藏的杨某某。本案中常某某提供了同案犯的联络电话，公安机关也据此抓获了同案犯，常某某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笔者认为，根据《意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医疗事故仲裁。常某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因为常某某提供的联络电话是犯罪过程中所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属于其应当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的内容。司法机关虽然根据该联络方式抓获了同案犯，但既不是通过常某某指认、带领抓获的，也不是在常某某与同案犯约好了见面地点后抓获的，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抓获的。因此，听说单位婚育证明。常某某的行为不符合《意见》第五条所列举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四种情形。当然，常某某如实供述其在犯罪过程中与同案犯杨某某的联系方式，对公安机关及时抓获杨某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可以根据“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对常某某酌情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