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障病人的权利？

　　禁锢、流放与回归

　　谁来保障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展开了“解开枷锁”、救治精神病人的活动，可令人震惊的是，“枷锁”并非是虚拟的比喻，而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实，并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海淀区仍有一个精神病被锁在大磨盘上，拒绝将其送入医院。”一位告诉记者，为此，区政府、精神卫生防治院都曾展开过多次营救，但都遭到了患者家属的激烈抵制。“他们把患者藏起来，我们根本找不到。”

　　除去个例，更加比比皆是的现实是，大量患者被家属“流放”在精神病院里，财产也被“接收”。

　　就如一直表达“无奈”、“心怀愧疚”的小安的哥哥，也忍不住问我，“怎样才能把小安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成为合法财产?”

　　王诚院长说，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里，有100多名患者都早已具备了出院的条件，但是由于无人监护，而无法离开。

　　小小的医院，沉淀了太多的怨气。

　　“违规出院”

　　根据现行规定，“谁送来，谁接走”，“由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没有监护人签字，医院无法单方面同意患者出院。“不只是程序的问题，他们出去了无人监管和照顾，怎么生活?出了事谁负责?”

　　没有出院，“小安们”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无法诉讼、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近，一桩案子在病友和医生们之间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精神病患者已经康复，但他的哥哥为了侵占其财产而拒绝接他出院，于是这位患者私自逃出医院，并与前妻复婚，使“第一监护人”从哥哥转移到妻子身上，然后状告哥哥非法侵占财产。

　　令人失望的是，在审理过程中，因为弟弟是违规出院，其“民事行为能力”遭受质疑，他的复婚、监护人转移、维权也就难以成立……

　　小安认真地研究了最新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其中有患者可在“复诊”合格的情况下向院方申请“即时放人”的内容，但他不知道，“轻微的幻听是否够出院资格?”

　　维权，这对于“小安们”来说是一条如此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站在起点，陪伴左右的是贫穷、无助和难以摆脱的病痛，站在那一头的，是他们仅剩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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