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特殊权利保护与作家收入排行榜

今晨，重庆新闻广播早间新闻时评评论了这样两个话题：女工权利保护的提升，作家收入排行榜。分别是这样说的：
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增加8天产假，生育或者流产的，其工资、生育津贴、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没参加医疗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评论说，目前连劳动法规定的假期都得不到兑现，即使已兑现的要实现带薪也非常困难，现在推出女职工的特殊保护，将依然是纸上谈兵，得不到落实。即使女职工通过法律途径向用人单位争取权利，也将面对用人单位的百般阻拦，甚至丢了工作。评论员最后说，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法律落地的问题，用强制手段来促进用人单位保障职工权益。
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21日发布，郭敬明以2450万的版税收入重登榜首，去年作家富豪榜第一名、儿童作家杨红樱今年滑落至第四名。评论说，作家收入呈现巨大落差，有上千万的、有上万的、也有难以糊口的，而且难以糊口的还占绝大多数。近年物价工资都在涨，唯有稿费不涨，码字的不如经商的、码字的不如当官的、码字的不如卖力的。评论进而说，作家地位、码字的收入如果还继续处于目前水平，繁荣文化岂不是无稽之谈？因此，要想方设法提高作家、尤其是普通作家的收入和地位。
这两个新闻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我挨着听居然也听出一点相同之处：评论者的管理和管制思维。
女工保护是人权保护的一部分，从意义上来讲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是一样的。作为市场经济，用人单位是市场的一方主体，它要面对竞争者、面对劳动者。当它不能生存时，一切对劳动者的保护都是空谈。比如企业利润下滑，资金短缺，停产待料，法律又要求必须支付女工休假工资、员工休假工资，它就只有关门。在阅读《资本论》时有一段话：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资本论P432）我的感慨是：经济科学？伦理科学？“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是如何计算的？如果不用妇女就更人道吗？推及当今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全面转向会更人道吗？对劳动者的保护从来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对利润的追求是企业的法定权利。如果我们一味给企业施压，到企业无法承受而关闭时，将面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而失业对于劳动者来说将是比劳动保护差更难以承受的噩梦。为企业减负、对劳动保护行为给予奖励，将是可行的方法。
至于作家收入，也就是文化工作者的收入和地位问题，那更应该是放到市场里去解决的问题。正是文化管制导致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空间、市场空间狭小，因而收入和地位偏低。对比回归前的香港，以弹丸之地涌现“四大天王”、输出大量影视作品，其文化工作者的收入和地位是与之同时的内地文化工作者无法比拟的。这正是开放的效果。我们要相信他们的创造力，相信他们的生存能力，不要杞人忧天。更不要再用行政手段去“提高他们的收入”。
管制思维无处不在，新闻时评虽只是评论者的一家之言，但它反映出的媒体思维、整个社会的思维，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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