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权利之间——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自由与权力之间
——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演变

王仰文

[内容摘要] 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被台湾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

[关键词] 自由权力宪政思想演变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森，号立斋。1887年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6岁读私塾，12岁即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是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使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赫然出现在广方言馆门外的通缉令和被朝廷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照片，对年幼的张君劢日后的终生志趣产生了最初的影响。1902年，张君劢中了宝山县秀才。翌年春，马良（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震旦学院首次招生。他被《新民丛报》上由梁启超所撰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所吸引，文章中梁启超明确宣布“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张不惮于高额学费，欣然前往，后因学费无继，中途退学转入南京高等学校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其后又经友人介绍，先后任教于长沙和常德学堂。1906年秋天，张君劢获取公费留学的机会，东渡扶桑，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后转而修习法律和政治学，正式与现代学术接触。当然他在日本求学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政治的关注，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学识参与了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讨论中来，并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积极参加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是1907年成立的“政闻社”的骨干分子。1910年夏，张君劢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1911年武昌起义后，本来曾一度力主联合袁世凯的张君劢，对袁上台以来的内政外交措施感到强烈不满，多次著文抨击袁氏的内外政策，《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发表后更是激起了袁氏的极大愤怒，成为原立宪派中最早与袁分道扬镳、首举反袁旗帜的第一人，也是辛亥革命后，为躲避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第一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1月取道俄国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经梁启超电邀，放弃博士论文写作，回国攘助反袁起义。1918年，张等6人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时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Rodolf Ericken学习哲学。
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1922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
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对于张君劢说来，‘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
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 “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

一、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

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19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世纪的70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1920年。”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