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案审理面临困惑 收集证据是最大难点

　　家暴触目惊心，危害不言而喻。然而在处理家暴案时，不得不面对观念、法律解读、法律操作、取证等等困惑。

　　我国《》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别作出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全国各省市也围绕家庭暴力出台了69个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条款都是原则性的。

　　人们习惯将家庭暴力定位于家庭范畴。基于不应过度干预私人家庭生活的原则，公权力对此类受害人的保护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通常只是在家庭暴力上升为刑事案件时，才强有力地介入，追究加害人或被迫以暴制暴的原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刑事责任。现实中，警察普遍也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思想，感觉费力不讨好。

　　在婚姻家庭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家庭暴力也是一个控制的难点，法院受其职能的限制，只要暴力不是发生在诉讼场合，通常也无可奈何。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采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受害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再多，只要没有加害人自认的关键证据，法官即使内心确信存在家庭暴力，依据普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仍然难以认定。

　　收集证据，是个最大的难点。据一项统计表明，各地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存在家庭暴力的约在40%—60%之间，其中只有不到30%的当事人能提供包括伤照、病历、报警记录、子女证言等间接证据。加之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门婚”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关证人也鲜有能站出来作证的。因此，法院目前能认定家暴的，基本上是根据加害人的自认，认定率不到10%。

　　由于法律手段不能对家庭暴力形成有效的干预，客观上使家庭暴力获得了经验上的正当性，而且往往造成受害者越有法律救济上的诉求，其处境就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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