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构筑防范网络，增强社会防范，　不断拓宽家庭暴力的社会救济范围。一是在公安基层派出所和110报警中心增设“维权报警台”，确保受害者报警后，在最短时间内，家庭暴力得以制止并得到依法处理。二是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点，建立社区维权站，开通热线电话，设立投诉信箱，接受妇女群众的咨询和投诉，坚持有访必接，有接必办，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及时给予援助。三是建立完善伤情鉴定中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让需要救助的妇女儿童及时得到伤情鉴定，获取充分的证据，维护受害者权益。四是加强心理健康咨询工作，让那些工作压力大、心理压抑的人通过心理上的疏导，解除紧张焦虑状态，防止和避免家庭暴力的产生和发展。五是充分发挥妇女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满足不同妇女群体多样化需求;同时充分挖掘社区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组建多种类型的志愿者队伍，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在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维护家庭及社会的稳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律防范，加强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力度。司法救助是国家救助形式，具有法律强制力，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最终救济方式。我国现行法律救济途径主要表现在《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家庭暴力”的原则性规定：第三十二条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即受害的暴力侵害赔偿的依据;第四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对实施家庭暴力者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这样看来，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了对家庭暴力的救济途径主要有：请求离婚或提起自诉。这些规定已完全不能满足现阶段对家庭暴力的救济，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完善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从而从司法这一国家强制力的角度来应对家庭暴力。

　　首先要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并不是否认夫妻关系存在着较多伙伴关系的特点，否则就不需要那些调整夫妻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了。因此，实施这项制度应周密考虑，区别对待。可以把各种民事责任形式引入，例如对婚姻存续期间承担的民事赔偿判决，受害人要求立即执行的可以执行，受害者只要求加害人改过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可把赔偿判决作为附条件的债务，在将来离婚时执行，不离婚就不执行。夫妻离婚应逐步以夫妻侵权制度来取代历来“照顾”的做法。

　　第二：强化法律责任，除现行法律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行为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但对于更多的轻微伤害，也要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各地相应出台了一些实用的地方性法规。婚姻法的修改可吸收其部分条款。对于执法人员的责任要明确分工，防止互相推诿，注意各法律文本、条款之间的衔接，填补某些“真空”。明确对家庭暴力的预防、监督机制，以及对受害妇女的法律援助机制。家庭暴力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

　　第三：是构架家庭暴力法如前所述，我国家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均散见于各类法典、法条中有许多漏洞和缺失，并未提出来及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和社会实践，因此家庭暴力法应包括：1.保障性规定。即通过法律条文对家庭成员各自在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这现在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已有所表现。2.惩罚性规定。在该规定中，构架选择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相互协调运用惩罚模式。可选择性惩罚规范，主要针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成年者的身体伤害或精神虐待，不是非常严重的，但有必要加以惩戒的，可由被害者在法律许可范围内选择惩罚措施，由执法机关加以执行。强制改过惩罚规范，主要针对触犯刑律以家庭成员权益受到侵害时，由执法者强制对施暴者进行处罚。3.社会服务性规定。如果紧急庇护所、电话服务专线、法律扶助等各项服务，应从法律上加以肯定，并且政府应对其提供经费辅助。在施暴者方面应提供教育、医疗服务。如此一来，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司法机构与社会服务配合的体制，彻底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

　　第四：要对以家庭暴力引发的“以暴制暴”案件给予最大的同情与宽容，要将“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引入到此类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中，受虐妇女综合症系指妇女长期处于家庭暴力的折磨摧残之下表现出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其暴力行为背后有着长期遭受虐待、暴力侵犯的历史背景，她们之所以不求救、不离婚而选择了杀人，是因为她们已陷入家庭暴力中无法自拔，她们不能摆脱、阻止丈夫的暴力摧残，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帮助她们摆脱暴力，而她们又不愿挨打，又想活下来，所以在极度恐惧与绝望中会产生过激行为，因此我们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必须认识到这种以“以暴制暴”的妇女犯罪案件者，受虐妇女都是有主观恶性都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特点，因此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进行定罪量刑，是符合刑罚的价值理论的，并且此类案件在国内的刑事审判中也有成功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