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规划原理的教育

　　1967年，斯坦尼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城市设计，师从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此之前，他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和建筑学学士学位。1966年起，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建立的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担任研究员。随后，他开始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今。

　　在他多年学术和职业生涯中，斯坦尼兹教授一直致力于不断改进方法，使得规划师和设计师能进行大尺度的场地分析，并就保护和发展作决策。他开设的课程包括“景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视觉景观分析与管理”。过去几年中，在他为高年级景观设计研究生开设的“主要景观变迁”设计课中，为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处于变化压力之下的景观区域作了规划。这些项目包括：美国Yosemite国家公园、Minuteman国家公园、Acadia国家公园、Gateway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Gunnison地区、新罕什州Monadnock地区、宾夕法尼亚州Poconos地区、犹他州Snyderville盆地、宾夕法尼亚州Monroe县、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西Galilee地区、百慕大地区、犹他州Park市、加利福尼亚州Camp Pendleton地区，等等。

　　1984年，鉴于斯坦尼兹“在环境规划和设计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在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景观规划，尤其是资源管理以及视觉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美国景观设计教育委员会（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授予斯坦尼兹教授“杰出教育者奖”。1996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颁发给斯坦尼兹教授年度“杰出实践奖”。

　　在我讲述这片论文之前，相比看离婚协议书程序。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经历和背景。我从一个边缘学科进入了这个学科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但在此之前，我没有受过景观设计和景观生态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相关从业经历。回想过去，我曾非常勤于钻研，也非常幸运和精力充沛，甚至经常不满成规旧习。而且我也一直关注教育和广泛的环境问题。我所在的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也非常重视并支持我个人学术研究和发展。我身边总会有很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教授。我知道，在我所学到的知识中，大量来自于这些我的学生和同仁们。简而言之，我是一个生态学的“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我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系任教长达三十多年。看着继承。期间我也访问了北美、欧洲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景观教育机构。我深刻理解到各个机构教育体系设置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正是本次研讨会主题的来源和重要意义。我相信，最终的结论不会是一种单一的模式。我更确信，我在哈佛任教的经验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我还是很高兴能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希望我的这篇根据会议组织者要求写的论文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并具有参考价值。

　　我非常欣赏赫勃特·西蒙（Herbert Simon）关于“设计”的定义，尤其是他将“设计”视作一个积极的动词：

　　“所谓设计就是试图找到一个能够改善现状的途径。”[ Herbert Simon，1916－2001，美国科学家。在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计算机图灵奖。这段话引自他1968年所写的《工艺科学（The Science of Artificial）》——译者注]

　　诚然，在座的各位都与这个定义相关。

　　在我1995年的论文《“设计”是一个动词，“设计”是一个名词（Design is a Verb; Design is a Noun）》中，我提到生态与艺术都是人定义的。它们虽然不同，甚至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中，但是它们也可以和谐共处。购房须知。遗憾的是，在我们学科里，这两者——生态与艺术——经常被视为两个对立的领域。在我看来，“设计……作为一个名词应该不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而且不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想法。它应该是一个能被体验和理解的社会交流方式。正如乔治·萨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西班牙裔美国著名哲学家、诗人、人文主义者。——译者注]告诉我们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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