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三从""未嫁从父"

"三从"道德从丧服制演化为人际间的主宰服从关系，与汉代倡导的"三纲"相对应--家庭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推广到性别关系上就是"从父"、"从夫"。

"从"有多重含义--听从、随从、服从、跟从等意思。被要求遵从三从道德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为女孝，为妻贤，为母良。

"未嫁从父"就是要求没有出嫁的"在室女"听从父家长的话，"不违父命"就是"事亲孝"("亲"按照孔子的解释是指父母双亲，但又说"资于事父而孝母");女儿孝顺，除了日常生活照顾周到，还要在父亲遇危难时挺身而出，像西汉文帝时淳于缇萦说服文帝废除肉刑，使父亲免于罪;东汉曹娥为救落水的父亲被淹死(史载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终身婚姻大事要听从"父母之命"也是"从"和孝的表现。"既嫁从夫"

"既嫁从夫"就是要求出嫁为人妻的妇女随从、服从、跟从丈夫。"从夫"从女子出嫁就开始了，迎娶的仪式是"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从此始";母亲叮嘱女儿"无违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辈分、名分得到亲属称谓(如子媳、娣姒、婶、嫂等)。妻子视丈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必须顺从、敬重丈夫，夫唱妇随。像汉代孟光对丈夫梁鸿"举案(WAN，音碗)齐眉"，被赞为"相敬如宾"。妻妇还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还要为丈夫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从宋代以来成为对妇女最重要的职责。"从夫"还有对丈夫忠诚不贰，保持贞操，丈夫死后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时期息国国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国俘获，楚王逼她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为史书表彰贞节的模范。历代官方表彰贞节烈成为制度，导致一些妇女自残生命，甚至在丈夫将要病死和战死前，妻妾们提前殉节，表示对丈夫的忠诚。

"四德"

"四德"最初是对宫廷妇女的四种必备的修养--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包括了传统"妇学"四项教育内容，所以儒家称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于宫廷妇女教育，属于"阴礼"(妇女遵守的礼仪)、"阴职"(妇女担负的职责)，不久扩展到上层家庭对承担妇女角色的修养。女孩十岁，就在家里接受女师教育--教给"婉娩听从"(德、言、容，柔顺听话)，执麻橐(纺搓麻线，古代衣服多以麻、葛、丝为原料)，治丝茧、织布制衣，学习准备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纺织、缝纫、备饭食酒浆等)。出嫁之前三个月，宗族请女师对女子培训，"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训完成之后，还要举行祭祀仪式，以成"妇顺"。可见，"四德"是为"三从"道德服务的。"四德"后来泛化为对所有妇女的要求。按照郑玄的解释是:"妇德谓贞顺，妇言谓辞令，妇容谓婉娩，妇功谓丝橐。"后代一直不断在做出新的解释。"妇德"

"妇德"是女教妇学中最重要的一项，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对公婆、丈夫甚至对家族所有人谦恭有礼。汉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体指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意思是不必具备特异才能，这是明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流行语的最初依据)，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就是具备了妇德。班昭更注重妇女品行的修养，到了清末，以兰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身为母亲，要会"教子"，为继母要"慈爱前子";与家庭成员相处，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贫寒要能"安贫"，富贵还需"恭俭"。还要"敬身"、"重义"、"守节"、"复仇"…具备一系列美德。妇言

礼教对妇女的言辞方面的规定，最初是出于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辩的女人会颠覆国家)，《诗经?大雅》中骂周幽王后褒姒"妇有长舌，唯厉之阶"(长舌妇是亡国祸首)。然而言语(说话)也是一种必备的修养和技巧。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妇女之间言辞挑拨离间家庭成员不和，多嘴多舌、说话喋喋不休的妇女要受到惩罚，构成"七出"之一条。蓝鼎元《女学》对"妇言"做了具体的正面引导，说"妇言不贵多，而贵当(恰当)"，各种场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辞，如勉励丈夫、教训孩子、委婉劝谏、明志守礼、表现贤智、免于灾祸…都需要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达到预期目的。所以，"妇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识修养。妇容

儒家对妇女的容貌修饰有特殊的标准，孔子主张重德轻色，要丈夫对妻子"贤贤易色"，就是看中妻妇的品德代替重视美色;而对妇女容仪的要求是重质朴去修饰，而"冶容"近乎"诲淫"(刻意修饰打扮等于引诱男人性情之欲)。郑玄对妇容的解释是"婉娩"，就是温顺柔和的神态表情。班昭认为妇容不是指颜色美丽，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也就是做到勤于洒扫，服饰整洁、按时沐浴、讲究卫生就符合妇容标准了。蓝鼎元对妇容的要求侧重不同场合的实用性，"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又细分为"事亲"、"敬夫"之容要柔顺恭敬，有妊(怀孕)之容要端庄，居丧之容要悲哀有节，避乱之容要镇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时需义无返顾死烈殉节等等具体规妇功

妇学四德中的"妇功"就是指妇女从事的劳动与工作。性别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内事，所以"妇功"几千年的标准没有大变化--维持生活衣食之需的采桑养蚕、纺绩织作，务中馈、备酒浆;还要奉养公婆、丈夫，生养孩子，招待宾客;另有重要的工作准备祭祀的用品和协助祭祀等。班昭认为，"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但是从家庭需要出发，巧媳妇历来受到赞誉，"懒"和"笨"的妇女是受谴责和嘲弄的对象。蓝鼎元还分出先后顺序和目的，说"妇功，先蚕织，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事实上，妇女承担的妇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也是历代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为之饥，一妇不织天下为之寒"的成语，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指出妇女昼作夜集，每月相当于45个劳动日，比男人要辛苦。

这些对妇女的要求规范是特定时代、出于某种需要产生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一些变化。在周代父权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才有了要求妇女从父、从夫、从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从男性的"三从"道德规范。而"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操作技术，也就是要妇女既顺从又能干。"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和"七出"条规的威吓惩罚交互作用，逐渐规训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随着时代的推移，父权对妇女的控制逐渐让位于夫权，夫家利益高于父家的利益，对妇女更强调服从、缄默和牺牲，条规也更加具体繁细，妇女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但也应该看到，"三从四德"在儒家整体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着矛盾，如强调"从父"时，也需要听从母亲;强调从夫，妻子也"与夫齐等"。特别是"孝文化"的提倡，儿子对母亲特别对寡母的尊孝，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至于"四德"，重视妇女品德仪表言辞修养，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时代新内容(如"德"重在文明礼貌修养，"言"、"功"重在才能和创造性的培养，"容"适当注重修饰而不刻意化装美容等)，也颇有借鉴之处。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但是，中国的男子，无论压在哪一等，总还有比他更卑弱的妻子可以供他压迫。如果是女子，那么无论她丈夫列在哪一等，她总是丈夫的奴隶，除了与丈夫一起承受各种压迫外，还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辈子"从"，从道德上、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甚至服饰举止、音容笑貌也得服从一定的规范，加以严酷的禁锢。每一个女子都是一个披枷戴锁、脚镣手铐的囚徒。

由于封建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大大发展了，家长制也就发展成更为严格的制度。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女在家中是没有地位的，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在宗族里，女子出嫁就等于永远开除，和自己的宗族脱离了关系。在讲究礼节的场合，女子和家庭中最小的辈分一样，不能坐中间的席位，走路不能走当中，站立不能在中门，并且，女子不准进入家祠。

在封建宗族制度下，一整套严酷的宗规、族规和家规对家族成员，特别是妇女实行专制统治。首先在婚姻问题上，女人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这种以家族利益为主的婚姻扼杀了妇女的幸福，许多女子为此委屈痛苦一生或过早地含怨离世。其次，妇女成为家庭中的奴隶，她们无权参与家庭管理，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力，被迫接受妇道、妇教，以生子、以贤良柔顺侍奉丈夫和公婆为准则。妇女只能局囿于厨房和内室，如同囚禁之奴隶。并且，妇女的言行稍有不慎，便会受到族规的残酷罚惩，轻者责骂、羞辱、杖笞，重则"沉潭"和"活埋"处置。

有的家族本身就形成宗法权力制，私设刑堂，制订族规，直接参与各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和主持男婚女嫁等事项。如江南宁国府太平县馆李氏宗族订于清朝道光二十八年的《李氏家法》中，就有这样的家规:

宜室家第三:

夫妇乃人道之始，万化之基也。相敬如宾，岂容反目。虽夫为妻纲，固当从夫之命;然妻言有理，亦当从其劝谏。如妇人骄悍而挟制其夫，牝鸡司晨，为家之索，当严戒之。戒之不从，有恶行，出之可也…若妻不容妾，其罪在妻，无子与妒均当去。

别男女第六:

闺门整肃，风教乃行。昔季康子与其从祖母隔阈而语，孔子闻之，犹谓男女有别。况齿与分相若，如叔嫂之不相授受者乎。十五岁以上，纵卑幼不得擅入尊长房内，必尊长呼唤方入…亦不许妇女入寺观烧香，违者责罚其夫。…

邪淫第十三:

妇人主中馈，务纺绩，事针纫。不明乎此而好吃懒做，性嗜赌博，轻出游戏，不知羞耻。又或引三姑六婆入门，如所称娼、优、道、尼、命相、齐婆、龟灵姑之类，均是淫盗之媒…均宜戒之，敢违者罚。

我国少数地区还实行对新娶来的女子检验是否处女的族规。许多善良柔弱女子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如同被宰割的羔羊一样，当众由家族中长者查验，如是处女，则授予五彩红绸，承认婚配。如稍有不符，不论是什么原因，均以不贞女论处，非但逐出家门，连同女方家长也要一起受辱，永世不得翻身。导致许多女子蒙含不白之冤，不堪凌辱，含怨自尽。此外，女子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全在族人的严格监视之中，只要有一丁半点不顺眼的地方，就以不循妇道为名加以责罚。于是，从家族到家庭，中国女性被深深地压在底层，无异于丧失人格和自由的囚徒。

封建社会中，各种束缚妇女的礼法之繁琐与苛刻，是令人惊叹的。对妇女只要求把极端柔顺和为夫家生儿育女作为生活的准则。女性必须顺从于男子已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公德，即所谓"阴卑不得自专，随阳而立"。作为女人，最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做媳妇，这在未嫁时，就要教以事父母的道理和训练怎样做。《曲礼》说:"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立必正方，不倾听。…毋侧听，毋嗷应，毋淫视，毋怠荒。"

而在《内则》中，详细叙述了做媳妇的规范:"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总，衣绅。左佩纷、、刀砺、小、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帙、大、木燧、衿缨、綦屦，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

意思是说，在周朝的时候，媳妇伺候公婆，应该是鸡刚叫就赶紧起来，梳洗收拾停当，穿好衣服，系好带子。在衣带的左右两边分别挂着擦布、小刀、布囊、针线、丝棉、衣带、帽带、鞋带等，到公婆卧房去，进了房，就低声下气地问候公婆衣服穿得少不少;公婆身上觉得不舒服，就恭恭敬敬地轻捶搔揉;公婆要走动，就恭恭敬敬地扶着。继承。然后，请公公婆婆洗脸。小媳妇捧木盆，大媳妇倒水。洗完了，奉上手巾。然后问公婆有什么吩咐，并恭恭敬敬地一一依命取来他们需要的东西。做这一切时，要和颜悦色，使公婆顺眼。周朝时人们席地而坐，吃饭时，儿媳妇要跪在一边给公公婆婆端饭送菜。《内则》对做媳妇的举止神态都作了规定:"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

意思是说在公婆的房里有什么吩咐，要恭敬地应声。走路要轻而慎，出入都要作揖行礼。在公婆身边不能打饱嗝，不能打喷嚏，不能咳嗽，不能伸懒腰，不能斜靠着，不能眯着眼看东西。

其他，《内则》中还规定公公婆婆没有叫走，做媳妇的不能随便离开，无论什么事，必须先请示公婆。平时在家里，对丈夫也要恭恭敬敬，如同臣子对皇帝、儿子对父亲一样。并且，做妻子的要悄没声音，隐居家院，不问世事，不议家事。妻子的衣服不能搭在丈夫的衣架上，不能装在丈夫的衣箱里，更不能与丈夫共用一个浴室，即"男女不同枷，不敢悬于夫之，不敢藏于夫之箧笥，不敢共浴。夫不在，敛枕箧、簟席、器而藏之"。

妇女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行为准则。所谓"三从"，在《仪礼·丧服子夏传》、《礼记》、《谷梁传》和《左传》等书中均有解释，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出嫁前要顺从父母，兄长;嫁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儿子长大成人，应该说是熬出头了，但还要顺从儿子。而"四德"，《礼记·昏仪篇》中是指"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此外，如《礼记·昏仪篇》中的"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等，都是教导女子在内干家务事须遵从妇德。《诗经》中，也叙述刷碗烧饭伺候人是女人的专门责任。农家妇女除了田地劳动外，还要做家务、伺奉公婆丈夫，就是官绅富家的少奶奶，虽然可以呼奴使婢，但对于公婆、丈夫，仍要亲自伺奉，不敢怠慢。

"三从四德"以及种种约束女子的清规戒律，实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男权和夫权的具体表现。以此为准则，2011年最新继承法。历代衍生出许多裁定女子生活标准的教训书来。

前汉末期，刘向著《列女传》，把尧舜以来历代有名的女性按"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变通、嬖孽"七个章节分类列传。这本书从儒教的立场出发，以对女子的教训为重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专门阐述妇女生活准则的女子教训书。但刘向的《列女传》并不要求妇女众长具备，只要有一善可取，便可赞颂。所以，后世史书或作烈女传，多偏重于节义。

一百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昭，博学多才，她曾为其兄班固续写《汉书》。班昭曾给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作注十五卷，并且著有《女诫》七篇。她完全站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立场，坚持女性应以三从四德为行为准则。《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全文共一千六百字。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德"的意义，并且训诫女子要顺从公婆舅姑，亲和叔妹。她在"敬慎"篇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鄙谚曰:'生男如狼，犹恐其，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班昭认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她主张妇女要卑弱，而要把丈夫视为至尊。妇女们曲不能争，直不能讼，永远要依顺于男子。并且，把丈夫对妻子的爱看作是一种"恩"，为了受过这种恩，必须对丈夫及其一家一味顺从。班昭的《女诫》七篇系统地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撰出来，成为教训女子的经典之作。在这以前，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古训虽然早已有之，但是很散乱，不成系统。刘向的《列女传》也只不过是罗列了一些现象，宣传做媳妇的道理，远不如《女诫》的影响大。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看，也许班昭作《女诫》并非为压制女性而为虎作伥，或许是出于对当时宫廷中女子参政、外戚专权等腐败现象的不满与约束，但是，客观上《女诫》却影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女性观。

唐代，唐太宗长孙皇后曾作《女则要录》十卷。主要"撰古妇人善事"，用以垂范后世，今已失散了。还有，刑部郎中元沛的妻子刘氏，作《女仪》一篇;朝散郎陈邈的妻子郑氏作《女孝经》一卷，共十八章:开宗明义、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贤明、纪德行、五刑、广要道、广守信、广扬名、谏诤、胎教、母仪、举恶。郑氏在《进书表》中说:"妾闻天地之性，贵刚柔焉，夫妇之道，重礼仪焉。…夫孝者，感鬼神，动天地，精神至贯，无所不达。盖以夫妇之道，人伦之始，考其得失，非细务也。…今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闻也。"郑氏的《女孝经》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唐代最重要的女教书是《女论语》，全书十二章，四字一句，多用白话，流传极广。这本书着重讲述女子做人的规矩，标榜贞节柔顺。如在"立身篇"中:"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女论语》对女子的言行举止，生活交往等诸方面都明明白门地加以规范。固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东方审美观，但也是压抑女子个性的戒条。此外，《女论语》中还正式提出了妇女守节:"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存没光荣，有生有死，一命所同…"

总之，唐代的女子教训更加完整和具体，成为一千多年来套在妇女身上的一大枷锁。

此后的宋元明清，对女子礼法教训更趋完备。明朝大力嘉奖妇女贞节，并开始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明仁孝文皇后又著《内训》二十篇;蒋太后撰《女训》十二篇。凡此种种，对于妇女的言行举止，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的规矩、礼法、教训历代延续，增补，完善，直至通俗明了，家喻户晓的《女儿经》，"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仪，难说尽，看古人，多贤德，宜以知，为法则。"中国妇女历代演绎的性别悲剧与几千年繁琐苛刻的礼教是分不开的。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淫"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淫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淫为首"。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淫即刻休弃)。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淫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家族在对犯*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妇女犯淫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宫廷惩罚*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淫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淫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他认为犯淫、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淫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死去丈夫的寡妇来说，"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节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对作为一家之长的儿子遵从，重大事情由儿子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