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赠的法律规范及处理原则

(一) 人体器官捐赠的规范

　　1、 参考各国及地区的相关立法，如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8月发表的《器官移植九原则》;日本1997年《器官移植法》;美国1968年《统一尸体提供法》;德国1997年《器官捐赠、摘取、植入法》;台湾地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捐献法》，《人体器官移植法》等相关法规。

　　设立专门人体器官接收单位(如经市以上红十字会委托的特定医院等)配备合格的相关业务人员等;界定人体器官捐赠权利主体的范围及顺位，如美国1968年《统一尸体提供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规定,有权捐献遗体的近亲属的范围及顺位是：a.配偶，b.成年子女，c.父母，d.成年的兄弟，姐妹，e.死亡时死者的监护人，f.有处分遗体权限或义务的其他人。在有本人及同位或先位顺序人的反对且后顺位人已知的，后顺位人不能做出遗体器官捐赠的承诺意思表示。明确捐赠方、遗体或器官接收方、接受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捐赠方适时通知接收方予以摘取提存的义务，知悉其有关用途或者接受方的权利;接收方合理处理捐献器官，保证器官最优利用，及对捐赠方和接受方的保密义务等。规范器官捐献程序，保证人体器官捐赠者顺利实现捐赠意愿，使需要器官移植者及时得到移植。

　　2、 人体器官捐赠是一种以人体器官为特殊标的物的合同行为，要充分尊重相关当事人的意思自愿。

　　多数西方国家器官捐献有“指定同意”、“推测同意”、和“请求同意”三种形式。 “指定同意”是一种志愿捐献器官体系，已经表达捐献意愿的患者，亲属在其死亡时允许捐献器官，如丹麦、德国、英国。“推测同意”是指除非患者特意申请死后不捐献器官，一般患者在被诊断为脑死亡后就自然成为供体，如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奥地利、芬兰等国。“请求捐献”，即负责器官捐献的有责任向患者表示器官捐献的请求，如美国和加拿大。

　　活体捐献是自然人行使自决权的表现，但也应符合自决权行使的限制要求。若捐赠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其捐赠行为必须经得监护人的同意。本人生前承诺捐赠的行为是一种死因赠与行为，以本人死亡为生效要件，继承人、协力摘取器官的医方是为执行人，若本人是涉案人员，相关司法机关也作为协助执行人，本人意愿应予以最大尊重，“该行为是对生前本人表明意思而处分遗体的‘生前自决权’的延长的尊重”。若死者生前未作意思表示，笔者认为不宜适用“推测同意”原则，而应由遗属决定是否予以捐赠。在当事人达成捐赠协议，即使作出公证的情况下拒绝履约，鉴于人体器官的特殊性，也不得申请强制执行，但可以要求当事人承担适当的其他，如支付相关手续费用等。

　　3、 对“死亡”的定义，我国立法应确立“脑死亡说”，并严格界定脑死亡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程序，如：必须按照标准，“经过实施移植手术无关之两位以上医生，以客观立场，判定已死亡，方可动手术，凡一经医生判定病人死亡后，即不应再涉及关于死亡与否之任何法律问题。” 在脑死亡法还没正式出台前，司法、公安甚至有的地区门都不愿意承担器官捐赠的可能存在的刑事风险，现在器官捐赠在中国寻求的是一条“法无名不责罪”的“无罪化”道路。脑死亡不立法，脑死亡时摘取器官进行捐赠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也不存在反对，但实行者为免于刑事诉讼的困扰，使器官捐赠大大受阻。所以《脑死亡法》的出台应和《人体器官捐赠法》是同步的。

　　（二）人体器官捐赠的基本原则

　　首先，人体器官捐献应坚持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愿原则;其次，贯彻利益权衡原则，如：供体损害最小原则，建立知情同意制度，确立器官捐赠方、接收方和接受方三者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及独立人格;使当事人的信息尽可能对称，实现实质上的地位平等;再次，捐赠器官应坚持公序原则，如，禁止对器官的“穷尽利用原则”，维持遗体表面遗容的完整性;坚持非常必须原则，和器官捐赠无偿原则，避免伤及人的尊严，阻碍移植医学的发展，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和善良风俗的遗失，诱发人口买卖、器官交易等严重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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