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舆论探路
　　
　　2012年，原本被普遍预期将是经济上内忧外患、政治上潜流暗涌的“异常艰难和难测的一年”。
　　然而，出乎绝大多数国人预料，龙年新年刚过，中国官方突然高调而密集地吹响“改革集结号”，大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气概。
　　2月20日，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发表长篇通讯《从春天再出发》，同日配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说来十分凑巧，199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之日；而1992年2月21日，又是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南方考察结束的日子。这两个几乎重叠的纪念日，给了改革鼓吹者动力，也给了他们借怀念兜售新政纲的绝好机会。
　　新华社的通讯在结尾处试图表现出“新华体”最强的感染力：“15年前，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走了，留下了一条通向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年前，这位老人用自己的战略眼光、政治勇气和民生情怀，为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相形之下，2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远为直白犀利。文章强调，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甚至刺耳地说出了：“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文章说，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文章指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男气与担当。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
　　这篇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是该报评论部《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在许多政治观察家看来，上述尖锐观点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显然代表了高层的声音。
　　如果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中国政治特有的那种惯常的“舆论探路”或“舆论开路”的话，新年伊始，中央政府的确已经或政治酝酿推出几项重要的改革政策。《华尔街日报》的分析甚至将2月19-26日这一周里显现的诸多迹象评价为：中国当局已经做好了发动“改革闪电战”的准备。这些改革，“涉及从货币自由兑换到国企改革等众多领域，甚至连户口制度也将有所变动。”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讲述中国央行曾如何制定计划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推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投资海外。之后，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对国企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将遭遇经济危机，也许就在未来20年内。到周末（24日），中国国务院下发通知，准备在某些二三线城市放宽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更容易拿到城市户口……

　　改革失落的十年
　　
　　外界对这些密集的“改革集结号”的本能反应是：这又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这是如此地显而易见，再过半年，决定着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的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推出鲁莽轻率的改革举措。
　　但乐观者也从中看出了另外一些含义：对于那些即将卸任的政治家而言，他们想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些正面的印迹的话，的确真的有时不我待之感。温家宝总理春节期间视察广东时甚至重复了邓小平20年前在同一地方说过的话——“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他随后略带焦虑地再次表态：本届政府任内应当完成的事绝不能拖延。
　　的确，需要改变的地方、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虽说眼下国内外政界和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当朝哪个方向迈进及如何迈进的问题争论不休、缺乏基本共识，但大多数有识之士在中国接下来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共识。而这一共识又是建立在另一基本判断上的，即过去十年间中国的改革步伐一直是“有气无力”的，大多数时候只是“谨小慎微、微步挪动”，有时几乎“完全停滞”。换言之，中国几乎是以放弃10年改革为代价，换来了绚丽的10年经济增长。如今回头再看，一些人甚至将过去的10年成为“改革失落的10年”。
　　但回顾改革开放30多来的经济成就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改革本身大幅度降低了制度性成本，并极大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对生产力造成了空前解放。而正是开放，大量招商引资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在技术上的进步，也是制度上的改进，经济上的繁荣。尤其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财税、金融、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改革等等……不是“维稳”，而是这些基础性的改革才是中国经济得以在新世纪头10年取得如此惊人增长的根源。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步伐几乎停滞，尤其是在涉及金融和国有行政垄断等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内。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官方学者的话来说：“现在的政策不是救火就是精神按摩。中国最新婚姻法。”
　　中国国内日益响亮的评论认为，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特殊利益）群体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过去一、二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利益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使得国家政策越来越缺乏弹性，难以调整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的需要。许多评论者担心，国家体系的日渐僵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一道巨大障碍。
　　因此，中国经济以及看似了不起的一揽子政策改革计划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却总是被推至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日期，原因是中国缺乏力排众议推行改革的政治意愿。尽管中国竭力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但在近一年左右的政府换届期，恐难出台有效的治标又治本的有力举措。不过，在当前经济景气出现重大变化时，一些艰难或痛苦的抉择也许是不得作出的。
　　这就是正在召开的2012年两会的宏观形势背景，而对于本届政府的最后一任，民众呼声最强烈和寄予最大希望的，恐怕除了民生问题外，依然是破除行政力量保护之下的垄断的改革诉求。

　　世行药方及“抗议插曲”
　　
　　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洋和尚”，其职能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政策帮助的世界银行，也加入了龙年年初中国的这场改革“集结号”合唱。
　　一份由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于2月26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急需进行深层次改革，它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这项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现已走到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避免“没有太多预兆”情况下经济快速放缓的危险。这份报告还警示说，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银行和其它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报告向中国政府决策层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推动创新，建立与全球研发网络相连的开放型社会；第三，促进绿色发展；第四，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第五，加强财政体系建设，改善财政可持续性。这涉及三个关键领域：确保各级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满足支出需求、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及调整支出结构，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支出比重；第六，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
　　不过，后来的形势演变证明，比世行向中国推销的这张药方本身更吸引人眼球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位自称是“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的人对这张药方的夸张激烈的反应。2月28日上午10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遭到一名身穿西装、自称为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和“搅局”。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刚开始，佐利克感谢的话刚落，杜建国快步走到主席台前，手拿稿子振臂高呼 “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对中国的一剂毒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私有化！”抗议者向新闻媒体散发的材料显然受到了“占领华尔街”口号的启发。材料上说，对私营企业减税会破坏中国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造成中国社会两极分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杜建国该人后经查为价值中国网编辑。事实上，实际上有类似反对意见的远不只是民间人士。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刚完成上述《2030年的中国》报告时，由于对国企垄断笔墨过多，国资委曾给予逐条反驳。部分质疑世行报告的人士认为，美国的银行是私有的，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办法，加快民营行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的步伐，也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国有企业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很大，并且绝大多数领域对于民营企业不存在壁垒。“有些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海外媒体也报道说，根据几位参与讨论的人士说，甚至早在发布之前，这份报告就已经受到了管理着国有企业的中国官员的激烈反对。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复杂性。
　　事实上，与之前的报告不同（《中国2020》，1997年发布），这个报告将能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正因为这个报告是由中国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起草的，财政部也参与了编写工作。2010年9月，佐利克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启动该项目的建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批准了中国和世界银行的这一合作项目。而据外电报道，李克强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在世界银行和政府机构之间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但“杜建国事件”作为一段插曲，反应的是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声音。他们认为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建议中传递出一股相当浓厚的“华盛顿共识”的味道，但自从2008年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共识”早就已经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概念，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所谓“北京共识”。不管杜建国这个人是否像网络上猜测的那样是国务院某个心怀不满的雇来搅局的，但他的抗议的确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一些顽固派历来对世界银行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鼓噪和威胁，世界银行喜欢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向它们兜售思想，这可能会破坏中国的政党政治。

　　主动权依然在握
　　
　　但正如佐利克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的，是否按照报告的建议进行改革，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佐利克还预计中国不会突然进行“大爆炸”式的改革，称中国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更大。他说，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历史来看，改革的趋势一直都是渐进的，即先选择部分地区作为改革试点，之后再逐步推广扩大。对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令人稍感安慰（可能也是佐利克为了安慰中国人的一种技巧）的是，佐利克同时对中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表示出了足够的信心。
　　用不了再过多久，全球瞩目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即将登台，他们一上任就将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挑战，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令他们无从拖延。一个新的猜谜游戏也将登场：在解决经济严重失衡方面是否比他们的前任更有魄力？绝大多数国内外观察家的看法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希望纠正经济失衡，但在他们巩固政治基础之前，不会试图进行激烈变革。但一旦他们巩固了政治地位，加上一旦外部环境改善，新的领导人将抓紧推行更大幅度的国内改革，包括金融和国企改革。
　　一个最大的悬念是：他们将勇于挑战那些强大既得利益者还是屈从于他们？要想克服这些纠结不清的利益和恐惧并非易事，但是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中国整个国家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