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演变及产生的原因

第一、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慎刑”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法官严格司法，不可违法用刑，造成滥刑，还要求被审讯人自己承认有罪或相关的犯罪事实，做到心服，把客观的犯罪行为与被审人的主观认罪态度结合在一起，这在儒家的经典《周礼》中已有论述，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对司法官的要求，这是中国儒家“慎刑”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断罪必取输口供”，⁵ 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一条原则，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口供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而中国的口供与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的陈述有所不同。现在意义上的被告人的陈述除口供外，还包括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的辩认。口供之所以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如此重要，除以上提到的“慎刑”思想外，还有另外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口供是被告人所犯事实的交待。由于司法官存在这样一个先入之见，即他们相信没有无罪的人会自诬有罪，因此他们认为口供本身的证明力比其他证据强。二是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职务，这就导致了地方上司法力量非常薄弱，而司法力量薄弱，就导致了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官判案倾向于对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一起案件发生后，司法官员只有尽快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才能结案，而法律给予他们的办案期限又非常有限，因此司法人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证据，因此只好求助于被告人的供认。(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