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自1953年以来，中国每个五年计划与规划都规制着五年内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路径轨迹。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今起在京召开，农民工所关心的民生议题也将进行讨论。
为期四天的会议将审议未来五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即十二五规划，以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缩小贫富差距、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事关民生的议题将有望成为焦点。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表示，这是中国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举动，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涵之一。
专家解读
农民工问题：十二五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对于农民工以及新近被关注的“穷二代”，十二五规划将如何保障他们的发展?
迟福林：我想，在十二五规划中，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一是基于目前的历史阶段，强调公平发展，如果连农民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说不过去的;第二，现在农民工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80后农民工的比例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第三，农民工实际上已经融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最后，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在未来几年做出了相应规划，这也是一种局部突破。所以，从多方面看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应当作为十二五的约束性的目标。
梅新育：第一应该是在规范工资收入增长方面取得进展，让劳动者取得体面收入。二是保持土地制度基本框架稳定，避免农民工群体及其家庭的终极保障遭到剥夺。同时为农民工群体平稳融入城市创造更多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吸收了最多农民工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不可能让他们全部就地融入，这个问题要通过产业转移来化解。产业转移不仅能延长众多产业的生命周期，还能够让劳动者在家乡就能找到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
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第二次转型，专家称十二五将加重改革分量
十七届五中全会一个重要的议题是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十二五在中国改革历史中将处于什么地位?转型中的中国，有哪些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解决?昨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接受了本报的采访，以专家的视角，透视十二五规划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新阶段从国富到民强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将会如何承前启后?
迟福林：要突出强调的是，十二五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十一五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外部环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外部市场的变化，二是全球气候的变化，三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趋势性的变化比十一五增多了。过去30年是“生存型”阶段，十一五时期“发展型”的阶段性问题突出了。我们以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同“发展型”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不适应。
新京报：如何理解?
迟福林：从个人消费而言，“生存型”消费明显减弱，以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明显加大，这种基本特征会在十二五时全面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内需不足，就是发展导向有问题。
也就是说，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第一，国民收入导向是适合现在阶段的;第二，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以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逐步走向消费大国。
所以，内外环境的明显变化，使得十二五处在重大选择关头，处在以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的阶段。十二五这个事情选择对了，做好了，对中国后20年、后30年的国富民强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更强调增长方式改革
新京报：“转型”是十二五的关键词，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转变发展方式已讲了很多年。你认为十二五要怎么走这一步?
迟福林：转变的大趋势我想已经明确，一个是投资主导逐步转向消费主导，二是工业主导逐步转向城市主导，最后由中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其实这不仅是趋势，现实性也很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改革、政绩考核，以及和政绩考核相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还有资源环境税的问题等。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创新，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新京报：如何克服这些因体制改革而遇到的阻力?
迟福林：不是说十二五完成所有改革，但是我想，十二五会加重改革的分量。十二五规划中，会更强调改革对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
【对话人】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新阶段从国富到民强
新京报：十二五规划将会如何承前启后?
迟福林：要突出强调的是，十二五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十一五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外部环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外部市场的变化，二是全球气候的变化，三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趋势性的变化比十一五增多了。过去30年是“生存型”阶段，十一五时期“发展型”的阶段性问题突出了。我们以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方式，同“发展型”的阶段性特征越来越不适应。
新京报：如何理解?
迟福林：从个人消费而言，“生存型”消费明显减弱，以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消费明显加大，这种基本特征会在十二五时全面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内需不足，就是发展导向有问题。
也就是说，要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第一，国民收入导向是适合现在阶段的;第二，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以内需为主的发展道路，逐步走向消费大国。
所以，内外环境的明显变化，使得十二五处在重大选择关头，处在以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的阶段。十二五这个事情选择对了，做好了，对中国后20年、后30年的国富民强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更强调增长方式改革
新京报：“转型”是十二五的关键词，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转变发展方式已讲了很多年。你认为十二五要怎么走这一步?
迟福林：转变的大趋势我想已经明确，一个是投资主导逐步转向消费主导，二是工业主导逐步转向城市主导，最后由中高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其实这不仅是趋势，现实性也很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财税体制改革、政绩考核，以及和政绩考核相关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还有资源环境税的问题等。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创新，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新京报：如何克服这些因体制改革而遇到的阻力?
迟福林：不是说十二五完成所有改革，但是我想，十二五会加重改革的分量。十二五规划中，会更强调改革对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
【对话人】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