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情况下，先是与摊贩文斗，然后一般会顺利发展到武斗。

    最近有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城管打死居民周晓明，后有贵州茅台镇为打造“白酒一条街”城管逼迁商铺，再后成都督院街街道办事处城管粗暴执法被美女追打。总之将政府老脸丢尽。

     沈阳小贩夏俊峰持刀杀死申凯、张旭东等两名城管人员一案,5月9日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法院维持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的一审判决。

     中国自古强调杀人偿命，然而，这个判决却引起了广泛争议。核心在于执法人员有没有暴力执法，进而逼使小贩激愤之下防卫过当。

    夏俊峰生还的可能不大，因为他对抗的不是一群城管，而是一个病态的体制。

    很难找一个确切词汇形容中国城管。最接近的是也许是人妖。

    他们披着神圣的外衣，却找不到合法存在的依据——虽然城管部门存在了12年，但至今找不到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承认城管的法定地位。

    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想深入了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这个群体最具代表性。

    中国行政管理的母体都是计划经济模式，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尤其是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居民迁徙自由的逐步实现和户籍管理的松动，但我们整个城市并没有为这场变革做好充分准备，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上往往继承了计划时代的遗风，手段借鉴了打砸抢模式，试图阻挡这场注定无法逆转的中国人口大迁徙。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框架下，由于城市管理法治建设的滞后，公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缺乏与时代相适应理念、手段的城管在公权力的护佑下，逐步走向暴力非法。

    城管与小商贩连绵不绝、永无休止的猫鼠游戏就此愈演愈烈。宛如香港黑社会影片一样的暴力执法惨剧不断上演，其中命案时有发生，既极大地提升了行政管理成本，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鉴于民愤和舆论压力剧增，在根本体制没改善的前提下，部分地区的城管进行了一些手段上创新，从打人秘笈逐步向更人性化的妈妈城管、美女城管乃至硕士城管转型。

    与之配套，部分城市也试图通过管理创新，为大量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提供诸如摆摊设点、维护正常经营的服务，但由于税费过多、准入门槛过高效果不佳，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变相挤出效应。导致大量外来人口继续其猫鼠游戏。

   目前，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急剧膨胀，大城市出于资源、能源、公共服务能力超载的考虑，以户籍为主要武器，对外来人口逐步采取了严格准入的政策，而主管城市市容和拆迁工作的城管无疑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经济数量与日益滞后的社会管理的矛盾。

   真正的出路有二：一要痛下决心去行政化。目前城管的合法性基本建立在行政许可上，普遍代表地方权力机关行使职权，应该在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城市实际，充分将城管纳入法治轨道。全国城管协会都是非法组织，那城管队伍不就接近一个公开的黑社会了吗？

    二是需要政府部门统一转换思路，作出系统配套安排，对城市新移民进行合理疏导和安置，毕竟，多数商贩是对城市尤其是社区商业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如何规范并做好服务，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给这些注定会成为城市新主人的“盲流”体面而有尊严的生存可能。

    也就是说，推动城管的服务化变革不仅需要在立法上作出完善，还需要整个政府按照现代法治政府的要求，完成整体的行政理念、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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